1930-1934年，國民黨政權對中共的革命根據地進行五次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新生的共產黨政權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為了金融的獨立與安全，中共領導的紅軍便利用打土豪獲得的民國三年（1914年）版“袁大頭”銀元，由專門的銀匠在袁世凱頭像右側在高溫下打上“蘇維埃”的戳記，以示區別，投入流通。這種“蘇維埃袁大頭”在發展中共根據地經濟、保障紅軍供給和紅色政權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節篇首的即是此種銀元。除在袁世凱頭像右側打上“蘇維埃”三字戳記外，有些還在幣面或背面打上“工人”二字戳記。從1931年到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造幣廠”在江西瑞金還仿照民國三年版“袁大頭”樣式自鑄銀元，無蘇維埃之印記，限於蘇區流通。由於技術、設備條件所限，這種銀元成色雖尚可，但鑄工較原版“袁大頭”明顯粗糙，幣面圖案不免模糊，故被稱為“土造花邊”（銀元俗稱“花邊錢”）。
被國民黨軍隊認為是“土包子”的紅軍，在物質條件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在金融安全和交易秩序方面下的工夫，以及保障百姓購買力的水準與所用的精力，遠遠在同期的國民黨政權之上，因為同時期國民黨政權完全沒有在轄區內掌控貨幣的發行。
據考證，還有種很滑稽的情況是：有些假的蘇維埃印戳銀元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兩個上海人偽造的。這種假幣的特徵是蘇維埃的印記非常淺並且粗糙。這也印證了國民政府治下法制和金融的混亂。
當時上海有一家麒麟錢幣社，店主是楊成麒和平玉麟。平玉麟看到蘇區鑄造的銀元在白區很走俏，就請一家銀樓刻制了枚長方形的“蘇維埃”三字鋼戳，選擇最普通的民國三年版“袁大頭”，將鋼戳打上。
這樣，本來很普通的“袁大頭”一下子變成了珍貴的蘇區銀元，身價陡增。當時上海的錢幣收藏大咖耿愛德、陳仁濤、施嘉幹等人都被騙了，一個個爭先恐後地高價購買，還有一部分從上海流入其他地區。後來由於二人不和，楊成麒才向外泄露了平玉麟偽造“蘇維埃袁大頭”一事。此事曾在上海灘轟動一時，當時報紙皆有報導。
當時老百姓習慣上稱舊銀元為“大洋”，稱蘇區鑄造的銀元為“紅洋”。國民黨政權不會容忍打有“蘇維埃”戳記的銀元在市面流通，收繳後便回爐熔化，因此打有“蘇維埃”戳記的“袁大頭”真品傳世很少，遠遠比一般的原版“袁大頭”更具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