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前17年，民國時期原始檔案的整理工作頗有成效，南京史料整理處編纂整理的《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爲後來出版的《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彙編》提供了直接的底本。“文革”後期，李新、孫思白等民國史研究的先驅者們，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與學術勇氣，確立民國史的研究對象“是關于統治階級方面”的歷史，從而與當時學界占主導地位的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等學科相區別。改革開放後，隨著學術研究恢復正軌和民國時期檔案文獻的大量刊布，成就了民國史研究的空前繁榮。民國史學科成爲整個近代史領域成長最快、最受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進入21世紀後，隨著海外所藏中國近代政治史資料的大量開放與整理出版，加之受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民國政治史的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由關注高層政治轉向研究地方基層政治的實際運用，出現了打通民國史與革命史學科壁壘的研究趨向。未來的民國史研究應當突破民族國家叙事的局限，將民國史置于世界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從全球史視角重新審視民國時期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獨特歷史道路。
從1912年成立，到1949年結束在大陸的統治，“中華民國”存在了38年，歷經了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三個階段。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38年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這38年却是中國近代歷史發生劇烈轉變的時期。“中華民國”上承晚清，下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由傳統封建帝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重要過渡時期。作爲距離今天最近的一個歷史階段，總結民國時期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對于推進當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本文擬通過梳理民國史1學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發展歷程，在總結民國史學科70年發展成就的同時，對進入新世紀以來民國史研究中出現的新趨勢與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幷在此基礎上展望民國史研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民國史學科:緣起、建立與初步發展
1．緣起
早在民國時期，已有學人不囿于當朝人不作當朝史的傳統古訓，推出了一批至今仍有學術影響力的著作，如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鮑明鈐的《中國的民治主義》，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楊幼炯的《中國近代立法史》，顧敦鍒的《中國議會史》，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這些民國歷史的親歷者們留下的學術著作，既是當時人留存的重要史料，也爲後來的民國史研究提供滋養。
民國史作爲學科研究的正式開展，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1956年，民國史項目被列爲“全國科學十二年規劃”的重點項目之一。1961年，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時候，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又向史學工作者提出重修清史和編寫民國史的倡議，但因爲極“左”思潮的影響與干擾，民國史項目一直未能正常開展。
“文革”前17年，民國史的研究雖然受到干擾，但是民國時期的原始檔案資料整理工作幷未停止。1951年2月1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處(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專門負責整理南京國民政府遺留的各機關檔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12年間南京史料整理處從南京、上海、北京、重慶、成都、昆明、廣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出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汪僞政權的檔案約220余萬卷，編制系統案卷400餘册，專題卡片25萬張。2
南京史料整理處成立後，在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田家英等指導下，從1956年6月起設立史料編輯組，開始進行《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彙編》(以下簡稱《彙編》)的編輯工作。編輯組組長爲時任南京史料整理處主任王可風。《彙編》的編選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强調編纂這些檔案資料“應該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我們的選材是從舊政權檔案中選取的，正爲此，要用舊政權檔案來反擊敵人，而立場就非常重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才不會在選出的材料中犯政治性錯誤，編出的材料才符合人民性，也不致受舊政權的影響而迷失方向”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玉章、範文瀾、劉大年等著名歷史學家都强調“要研究近三十年的歷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編寫提上日程。當時學者們關注的焦點是人民革命鬥爭史，統治階級的歷史只能作爲革命史的對立面而存在。“要用舊政權檔案來反擊敵人”體現了當時人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觀念下對于民國時期歷史定位的思考。這些檔案雖然以國民黨政權爲主體，但“在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行政院的檔案中可以看出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措施，都從這裏决策；在國民黨財政部經濟部的檔案中，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千方百計地向人民搜刮，以及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畸形發展；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的檔案中，可以看出文化特務如何絞殺進步文化。其他如資源委員會和善後救濟總署的檔案，都有大量的經濟資料和蔣美勾結的資料”，而且“由于反動政權的反共反人民，所以從舊政權的檔案中也可以看人民的革命活動”。4
《彙編》的整理者創立了一套較爲系統的史料編纂體系。作爲一套大型的綜合性資料彙編，《彙編》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分爲了四輯:第一輯爲五四運動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資料，第二輯爲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三輯爲抗日戰爭時期，第四輯爲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每一輯均根據政治、經濟、外交等主題劃分爲若干類目，類目之下又根據所選資料的內容編排了若干項目、條目，構成了條理分明的“輯—類目—項目—條目”的目錄體系。編選者還突破了“政治史”的狹義範疇，提出:現代史範圍內的政治全貌“除了通過反動政府的政治活動來反映外，還要通過反動的軍事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外交活動以及人民群衆的反抗鬥爭來體現”。因此，《彙編》裏面不僅包括有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類目，而且還收錄了與政治統治密切相關的經濟、軍事、外交、文教以及工農學生運動等數個類目。這樣的做法固然有當時特定環境下“政治挂帥”的考慮，但也爲整合各種不同類型的史料提供了一種可行的路徑。
《彙編》于1959年9月完成，共編爲4輯224册，約2 000余萬字。當時限于各種因素，這套資料彙編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數機構單位內部查閱。“文化大革命”前17年，“史學革命”興起，“中國現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真正學術研究的空間有限。在這種時代氛圍下，南京史料整理處搜集幷整理編纂的《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彙編》，成爲“文革”前17年間推進“中國現代史”研究最主要的成果，爲後來出版的《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提供了直接的底本。(1)
2．建立與初步發展
“文革”的高潮過去之後，1971年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再度將民國史列入國家重點出版計劃，爲民國史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1972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國史研究組，成爲國內第一家以“民國史研究”命名的單位。李新、孫思白等民國史研究的先驅者們篳路藍縷，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與學術勇氣，對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框架結構、研究對象、編纂方法等，確立了基本原則與方向，爲後來的學者們一直沿用至今。
爲了與當時學界占主導地位的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等學科相區別，李新等人經過反復討論，認爲民國史的主要內容“是關于統治階級方面的”，“要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要寫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因此，民國史與革命史和中共黨史的區別在于，“革命史直接寫中國共産黨如何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它直接寫勞動人民的鬥爭，直接寫出人民群衆是如何創造歷史的”，而民國史“從另一方面，寫統治階級怎樣沒落，怎樣走向滅亡，也反映了人民群衆創造歷史”，“只有把兩方面都寫出來，這段歷史才更加豐富”。李新等人認爲，民國史不僅與革命史、黨史研究範圍不同，與通史也不一樣。通史是要把這個時期的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要加以概括，既要寫人民群衆鬥爭的方面，也要兼顧統治階級的方面。而民國史開創者們主張采取專史寫法，僅從統治階級那一方面來寫，因此寫出來的不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國時期的中國通史。
關于民國史的體例問題，李新等人認爲中國傳統史書采用的“紀”“傳”“志”“表”體例，“在封建時代是很適用的，而現在，若再完全按那樣作，是行不通的了”，因此“我們現在修史，不能因襲封建時代的體裁。只能够適當地繼承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李新等人决定采用編、章、節的現代體例來編寫民國史，認爲“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把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歷史作一個全面的、系統的叙述”。李新等人將民國38年的歷史分爲三編，總計十一卷。第一編是“中華民國”的創立。以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爲綫索，主要是寫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通過一系列的革命鬥爭，怎樣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1912年3月孫中山解職。第二編是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3月袁世凱上臺，一直到1928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垮臺、北洋軍閥統治的覆滅。這一編共寫四卷。第三編是國民黨政府時期，共分爲六卷。爲了配合《中華民國史》的撰寫，課題組還準備編寫三部資料，分別爲《中華民國大事記》《中華民國人物志》以及與“中華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相關的專題資料。
在“文革”後期，極“左”思潮依然占統治地位的情况下，民國史研究的開創者們堅持“力求材料可靠，能說清事實，幷少作評論”的基本方針，明確以民國時期的統治階級作爲研究對象，打破了以往統治階級只作爲革命史的陪襯的局限，拓寬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51978年，《民國人物傳》第1卷公開出版，第2卷于1980年正式出版。1981年，《中華民國史》第1編也公開出版。這標志著國內民國史學科的初步建立。這部著作出版後，被學界譽爲是“一部史事翔實、立論公允、格調清新的優秀史學著作，是近年來我國豐富多彩的學術園地中開放的一枝新卉”6。
1978年以後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學術研究回歸正軌，民國史的學術研究空間逐步擴大。有關民國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學術研究隊伍迅速擴大，學術交流活動日漸頻繁，民國史研究迅速發展成爲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門新興學科。
自20世紀80年代起，由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各卷陸續出版。7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前後歷經40年之久、聚集全國幾代民國史學者之力集體撰寫的《中華民國史》12卷16册、《中華民國史人物傳》8卷(收錄民國時期有影響的各方面代表性人物近千人的傳略)、《中華民國史大事記》12卷(逐日記述民國時期的大事、要事)由中華書局統一推出。36卷本《中華民國史》構成了民國史研究較爲完整的體系，代表了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奠定了大陸民國史學科的研究基礎。大型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的陸續出版，難以滿足普通民衆學術普及的需要。鑒于此，1985年10月，張憲文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綱》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分爲6編19章，爲普及民國史知識提供了一本簡明的教科書。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民國史研究熱潮推動下，與民國史研究相關的學術會議與學術論文如雨後春笋般地出現，相關的學術機構也應運而生。1983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率先在全國高校系統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爲了推動海內外民國史研究的學術交流，大力開展民國史研究，1993年6月18日，南京大學歷史系在民國史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改革開放後民國史學科的繁榮得益于民國檔案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大規模出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自1979年起陸續編輯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歷時20年于1999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齊。這套大陸地區唯一的綜合性大型的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共分爲5輯，共90册，5 000余萬字，爲中國近現代史和民國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全面系統的第一手資料。《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作爲綜合性史料集，對于有關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問題的檔案文件，無法完整收錄。爲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滿足專業研究者的需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另外刊行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系列，作爲《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的姊妹編。8大型綜合性和各種專題性檔案史料的出版，爲擴寬民國史研究的領域，廣泛地研究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二、民國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改革開放後形成的良好學術氛圍和民國時期檔案文獻的大量刊布，成就了民國史研究的空前繁榮。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民國史研究大體可分爲兩個階段。1978年至1989年爲第一階段，表現在民國史學科建立，幷突破研究領域的限制，提出新的觀點與看法，在宏觀領域取得較大進展。1990年至1999年爲第二階段，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們更注重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在微觀領域將研究推向深入。9進入21世紀後，隨著研究視角更趨多元，個案研究不斷累積，民國史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得到進一步加强。
1．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成爲民國史領域中最先取得突破的領域。在1949年以後以階級鬥爭爲基本綫索的革命史叙述中，學界對辛亥革命的意義評價不高，認爲是資産階級領導的失敗的革命。1981年，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爲契機，史學界推出了一批專著和論文，充分論證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加深了對辛亥革命性質和意義的認識。10此後，隨著現代化範式的興起，資産階級在辛亥革命、民國創立過程中的貢獻與作用，以及該時期各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産階級的狀况開始受到學界關注。一些學者論證了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以後出現了振興實業的熱潮，推動了資本主義和民族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11
隨著學界對資産階級地位的重新認識與評價，學者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評價也不再“立足于批”，而是通過論述南京臨時政府的組成人員、相關政策、法令，認爲同盟會基本上保持了對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因此，“以孫中山爲首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不但是一個資産階級政府，而且是一個革命的政府”12。以胡繩先生爲代表的另一派學者認爲南京臨時政府是“聯合政權”，是“資産階級革命派和資産階級立憲派的聯合政權”，“在這個聯合中，占優勢的思想是資産階級立憲派的思想”，“在這個政府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中，資産階級革命派的色彩幷不多”。13
關于南京臨時政府失敗的原因，曾是20世紀80年代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胡繩武、金沖及在《孫中山在臨時政府時期的鬥爭》一文中認爲，革命與反革命的力量對比是導致臨時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孫中山之所以將大總統的位置讓予袁世凱，他認識上的弱點固然不無影響，但起决定作用的還是力量之間的對比，即革命的力量過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過于强大。14也有研究者認爲，南京臨時政府失敗主要是因爲主觀的妥協退讓，孫中山幷不是在根本上反對議和、反對妥協，在孫看來，只要能建立共和，實行民主制度即可。彭大雍的《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思想基礎》一文指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强大，是迫使孫中山讓位的客觀因素，但决定因素是孫中山“不戰而勝”的策略思想，從而使他以自願讓位、交出領導權爲代價，爭取袁世凱反戈一擊，迫使清帝退位，所以“孫中山的讓位，主要不是被迫而是主動的，不是外因，而是內因”15。還有很多學者從主客觀因素結合的角度叙述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原因。16
當時也有一些學者另闢蹊徑，試圖超越敵我力量對比、主客觀方面來討論南京臨時政府失敗的原因。韓明在《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原因新議》一文中，從分析辛亥革命期間國內各階級分化與鬥爭的態勢入手，將孫中山和袁世凱同時置于被歷史選擇的地位，指出:辛亥革命後，資産階級內部的分野已經漸次轉化爲“地方性利益集團”，江浙地區資産階級憑藉雄厚的經濟政治勢力，而獲得了在全國的領袖地位，他們非常希望像袁世凱這樣的軍事强人能出來“收拾殘局”。與此同時，袁世凱剛好扮演了這樣一位“强人”角色。袁不同于當時的舊式官僚，他是舊官僚向資産階級轉變的代表人物，其在直隸、北洋任上，積極推行了代表資産階級利益的改革和政策，把自己塑造成革新派的一代强人，爲中外各種勢力所推崇，以致在辛亥革命前後形成“非袁莫屬”的社會心理。孫中山與資産階級之間存在諸多“隔膜與疏遠”，其所主張的民生主義思想顯然超前，不被資産階級所接受。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袁世凱就成了維持各方利益平衡的“保護神”。因此，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是無可奈何的“錯誤”選擇。(3)
進入90年代以後，學界對辛亥革命性質、失敗原因之類宏觀問題的討論逐漸减少，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開始更多關注與南京臨時政府相關的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等個案研究。
長期以來，學界關于南京臨時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多爲零星論及，缺乏系統論述。翟國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政治制度》一書，則較爲全面論述了臨時政府的政治制度。該書首先闡述了孫中山關于中國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論與構想，然後依次叙述獨立各省的政治制度、臨時政府的成立(包括國號、政體、首都、紀元、國旗、國歌等)、臨時大總統(包括總統府、直轄機關等)、中央行政各部、參議院、軍事機構與制度、法制建設等，較爲系統地探討了“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性質、機構以及治理方式。17內閣制與總統制，是研究南京臨時政府政治制度時無法回避的核心議題。石柏林認爲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派力圖以革命手段移植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但對究竟哪一種政治制度適合于中國國情存在一個認識過程。相應地，南京臨時政府關于中國究竟應當采用何種政治制度，也存在一個從總統制到內閣制的轉變。這一轉變，主要是由于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而由懷有專制獨裁野心的袁世凱繼任促成的。18
90年代以後，與《臨時約法》相關的具體問題研究逐漸深入，許多原先習以爲常的問題受到學者們的質疑。長期以來，學界一般都認爲制定《臨時約法》的目的是限制袁世凱，改總統制爲責任內閣制，頗具“因人立法”的特點。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爲該約法規定責任內閣制幷非針對袁世凱，而是臨時參議院基于利益的考慮所采取的擴大自身權力的措施，約法的缺點不在于規定了責任內閣制，而在于沒有規定保障其正常運作的健全規則。19楊天宏的《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一文，深入分析了《臨時約法》的內在結構缺陷。作者以《臨時約法》所確定的政體與民初政爭的聯繫角度作爲切入點，認爲:該約法規定“中華民國”實施責任內閣制，這一政體選擇，摻雜有明顯的因人立法或因人設置的因素，爲限制袁世凱的權力而將總統制改爲內閣制；但已經建立的制度，改動起來殊非易事，南京臨時參議院的參議員不得不尋求平衡，在賦予內閣行政權力的同時，保留了總統制體制下國家元首享有的若干權力，致使總統府與國務院權限不明，混淆了總統制與責任內閣制的界限，府院之爭即是明證。20劉勁松質疑學界此前普遍認爲《臨時約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問題。作者認爲:南京參議院審議表决《臨時約法》時幷沒有達到法定出席人數，但《臨時約法》却表决通過，由此可知，就法定程序而言，南京參議院審議通過的《臨時約法》實際上是無效的。21
2．北洋政治研究
1912年3月，孫中山讓位袁世凱後，北洋軍閥勢力開始掌握中央政權，至1928年退出歷史舞臺，統治中國長達16年之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相當長時間內，北洋軍閥集團被定性爲反動政治集團，成爲革命史的陪襯，相關研究成爲學術禁區。據粗略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1989年，有關北洋軍閥史研究的論文約600餘篇，而1980年前的30年僅爲130餘篇，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改革開放後發表的。22這些研究成果不乏具有一定學術深度之作，涉及北洋軍閥的成因問題、階級屬性、特點、歷史作用、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等諸多宏觀議題。
長期以來，學界一般認爲，北洋軍閥集團是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産物。彭明在《北洋軍閥(研究綱要)》一文中就强調:“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加上地方的農業經濟就成爲中國近代各派軍閥及其混戰産生的原因。”23李新在《北洋軍閥的興亡》一文中也認爲，北洋軍閥的産生與中國這個老大封建國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是分不開的。24這樣的論述從宏觀上看是成立的，但是有些過于籠統，缺乏具體、實證的研究與分析。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有學者開始具體探討軍閥形成的歷史原因。2520世紀90年代以後，關于北洋軍閥的成因問題，不少學者從政治、社會、文化、地域差异等方面進行探討分析。26任恒俊通過比較南北新軍在建立時間、裝備訓練、官兵成分、控制防範、思想傾向、政治態度、與帝國主義的聯繫等方面得出結論，認爲南北新軍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北洋新軍從右的方向、南方新軍從左的方向結束了清朝統治；此後，北洋新軍作爲北洋軍閥的統治支柱，伴隨著北洋政府走完全部歷程；南方各省新軍隨著一些革命黨人的蛻變開始向右轉，衍化成割據一方的軍閥武裝，護國戰爭後南方軍閥形成；至此，南北新軍的主要差异消失，成爲“一丘之貉”的南北軍閥武裝。27
關于北洋軍閥的階級屬性與社會基礎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前，很多學者認爲北洋軍閥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不管他們的出身如何不同，但當成爲軍閥之後，他們大多數都成了中國的大地主”28。吳慧敏提出了“軍閥地主”概念，指出北洋軍閥依仗政治、軍事上的權勢，大肆掠奪土地資源，成爲新的地主，由此兼有軍閥和地主的雙重身份特點。29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學界對北洋軍閥社會基礎與階級屬性的問題研究有所深入。不少學者認爲，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一定的發展而使中國社會性質有所變化，因此，北洋軍閥集團不僅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資産階級色彩。沈家五認爲，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由于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業發展的政策法令，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說明北洋軍閥具有一定的資産階級色彩。30魏明通過對軍閥官僚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考察，重新審視北洋軍閥統治集團的性質，認爲:軍閥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與封建生産關係相脫離或轉化，這是與它以前的統治階級很大的不同點，而且這些軍閥官僚私人資本的性質也應“屬民族資本”。31
對北洋軍閥集團統治的歷史作用問題，20世紀80年代前後，史學界經歷了從徹底否定到對其中某些方面給予適當肯定的發展過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當一段時間裏，對北洋軍閥的認識與評判限于階級關係、階級本質這一單一的維度，因此，北洋軍閥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反動勢力，是“落後”“腐朽”“反動”的代名詞。3220世紀80年代後，不少學者跳脫階級分析的單一評判標準，開始轉換研究視角，從近代化視角全面審視北洋集團對民國前16年的統治。吳兆清在關于北洋建軍問題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袁世凱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後的封建主義軍事制度，幷在中國編練新型軍隊的歷史實踐，認爲此舉在中國軍事現代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33郭劍林將中國近代軍閥放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來考察，認爲軍閥對中國近代化進程還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從君主專制政治向軍事分權政治過渡；二是從世襲政治權力向競爭政治權力過渡；三是從“以禮治國”向“中體西用”過渡；四是從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過渡；五是從封建軍隊向資本主義軍隊過渡。34虞和平通過綜合考察1912至1921年間北洋政府所頒布的40多項經濟法規，認爲這些經濟法規促進了政府經濟管理法制化和經濟化、企業和企業家法人化、競爭的自由化和正規化，幷推進了融資渠道的社會化和國有化。由此作者認爲“民初經濟法制建設在中國近代化歷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和作用”。35徐進功根據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農商部注册的順序號碼，統計出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批准注册的工商企業共1 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從所注册的企業類別來看，紡織、礦業、化工、機械、電業、航運、火柴、醫藥以及農、林、牧、漁、水利等企業，均得到發展。作者認爲，工商注册雖不能完全反映出這一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狀况，但從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後中國民族工業確實有了比較大的發展。36
20世紀90年代以後，學界對北洋軍閥的階級屬性與歷史作用之類宏觀問題的研究開始减少，圍繞北洋軍閥內部派系紛爭與軍閥混戰展開的個案研究逐漸增多。1913年3月20日，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遇刺一案深刻影響了民國初年政局的走向，成爲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的導火索。長期以來，“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學界幾乎一致認爲，宋案的發生是由于袁世凱背後操縱所爲。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對宋案進行細緻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見。廖大偉從民國初年幫會(共進會)的角度來觀察宋案，通過對涉案函電的解讀，認爲袁世凱與刺殺宋教仁案幷無直接關係，但袁世凱政府利用幫會的動機客觀上催化助長了宋案的發生。37張永認爲袁世凱陰謀策劃刺宋的說法存在不少疑點，根據具體證據，刺宋是會黨頭目應夔丞主動提出幷策劃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動，袁世凱、趙秉鈞是否知情只能存疑。38尚小明的著作《宋案重審》是關于“宋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指出，過去“宋案”研究最大的問題在于研究者將“宋案”等同于“刺宋案”，而實際上“宋案”是由收撫共進會、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以及刺殺宋教仁等多個情節次第演進與交錯進行而釀成的複雜案件，是民初政黨政治的一個縮影。作者通過細膩的史料爬梳與縝密的邏輯推理，揭開了“宋案”的一系列謎團，還原了民初錯綜複雜的政治生態。39
1915年12月，袁世凱接受“國民”勸進，開始封賞“文武百官”，幷申令第二年爲洪憲元年，改“中華民國”爲“中華帝國”，舉行登基大典。這就是民國初年政治中的“洪憲帝制”。關于袁世凱“洪憲帝制”與列强的關係問題，引起學界關注。周彥針對此前學界普遍認爲日本支持袁世凱洪憲稱帝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爲日本視袁世凱爲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大障礙，從袁世凱清末組閣到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大總統，一直到洪憲稱帝過程中，日本一貫采取反袁、倒袁政策。作者由此認爲，日本的反袁政策是導致袁世凱洪憲帝制破産的一個重要因素。40鄧亦武認爲，袁世凱帝制初起時，西方列强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東顧，對華政策多以日本的意志爲導向，爲了爭得對袁世凱政府的控制，列强爭相慫恿袁世凱稱帝。當袁世凱稱帝遭到國內各派勢力激烈反對後，日本欲乘中國國體變動之機煽動中國內部叛亂，于是聯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勸告袁世凱延緩帝制，幷對袁施加經濟壓力。因此，以日本爲代表的列强態度轉變是袁世凱政權走向滅亡的關鍵性因素之一。41張學繼分別探討了袁世凱法律顧問、美國行政法學家古德諾和日本顧問有賀長雄在袁世凱復辟帝制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認爲，古德諾戴著西方人的有色眼鏡，以傲慢和偏見來觀察中國問題，從而得出中國人民“民智卑下”，沒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荒謬結論；有賀長雄完全抹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事實，杜撰所謂的“國權授受說”，從根本上否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確立的“國民主權說”，幷以此作爲袁世凱拋弃民主共和制度，復辟帝制的法理依據。42
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段因掌握軍政大權，處于强勢地位；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緣際會，但他幷不甘心大權旁落。雙方關係日趨緊張，引發府院之爭。汪朝光從北京政治的內閣主導(常態)與總統主導(异態)角度進行考察，對府院之爭重新進行探討。作者認爲，除袁世凱主政時期外，本來北京政治的常態是內閣主導，唯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却是例外，可謂北京政治的异態。但是，黎、段府院之爭的結果是，段祺瑞壓倒黎元洪後，重新執掌北京政治權力，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經過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爭的异態複歸爲內閣主導的常態，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則不可動搖，內閣主導向武人主導發展，幷隨著北洋軍閥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發展而得以在其後有更多的表現。43王雷借鑒德國公法學家施米特非常狀態下的决斷理論審視民初府院之爭，指出府院之爭從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的權力爭鬥，實則是因《臨時約法》在政體層面規劃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北洋時期憲政民主實踐的操作過程中，畸形的二元體制結構造成總統、總理權責不清；總統既不能解散國會，亦無緊急命令决斷權，國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機時刻沒有任何合法資源可資利用。44魯衛東通過考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內閣閣員群體構成，認爲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人干政成爲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態，內閣作爲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機構，不僅掌握著中央財力的分配權和地方督軍、巡閱使的任命權，且作爲正統的合法來源，成爲軍閥競相角逐的對象。內閣閣員群體的社會機構和社會網路表明，地域因素、同學關係、親屬關係等都是影響內閣群體構成的重要因素，這表明中國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傳統社會關係對現實政治具有深刻影響。45
1924年10月馮玉祥等人發動的“北京政變”，是北洋軍閥走向衰落的重要事件之一。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界對“北京政變”評價較高，大多認爲政變性質爲首都革命。80年代以後，學界對于“北京政變”的看法發生變化，一種觀點認爲，從政變中馮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張和實際行動來考察，這次政變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改良性質的武裝政變。46另一種觀點認爲，“北京政變”是直系軍閥內部矛盾鬥爭發展的産物。王紅勇從叙述“北京政變”之前馮玉祥與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之間的合作、矛盾與離异的過程入手，認爲馮玉祥發動政變的原因既不是不滿于曹錕、吳佩孚所實行的“大政方針”，也不是有感于軍閥割據混戰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灾害，同樣也不是受孫中山影響和革命形勢推動而導致的，而是由于馮玉祥與曹錕、吳佩孚因權勢利益分配不均而産生矛盾引起的。47
“北京政變”之後，在各方勢力的角力和博弈中，已在天津蟄居多年的原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重新入京執掌政權，即通常所稱的段祺瑞執政府。長期以來，學界多半將段祺瑞執政府視爲一個由軍閥組成的賣國政府，將段祺瑞爲了解决“北京政變”後混亂的政局而召開的善後會議，視爲軍閥官僚們的一個“騙局”。48楊天宏對善後會議的研究，采取不同于以往從南方政府反對北方“軍閥”視角的論述，認爲國民黨與段祺瑞政府就善後會議發生的爭執，主要是在爭奪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權，但由于國民黨缺乏實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實質性讓步，雙方關係最終破裂。49此後，楊天宏進一步從段祺瑞執政府試圖整合北洋各派系的角度，重新論證召開善後會議的意義。作者指出，善後會議是直奉戰爭之後，在各實力派形成暫時力量“均勢”的背景下，由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做出的通過會議協商方式謀求國家統一的艱難政治嘗試。善後會議旨在“收束軍事”和“整理財政”，幷爲召開“國民會議”做準備，其性質偏重戰爭善後問題解决，與涉及國體建設的國民會議幷不構成衝突。從議程上看，會議不涉及政治權力分配，因而與“政治分贓”也不發生關係。50
1928年的張學良“東北易幟”是標志北洋軍閥覆滅的重要事件。長期以來，學界基本肯定“東北易幟”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認爲“東北易幟”結束了奉系軍閥武裝割據的局面，使中國由南京政府統一起來，這對中國歷史發展起到了良好的影響和進步作用。51曾業英先生在充分考證各方史料的基礎上，仔細厘清了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的全過程，提出與傳統看法不同的新見。他認爲，“東北易幟”是北洋中央政權覆滅的産物，也是蔣介石、張學良本著國家統一方針，經過長達6個月的和平談判，最後由蔣介石作出全面讓步的結果。張學良多次推遲易幟，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來因素，但不容否認也有其借此“鞏固個人地盤與權利”的主觀意圖，張學良是“東北易幟”的最大贏家。52
3. 南京國民政府研究
1927後建立的南京國民政權的性質，一直是民國史研究領域中的敏感問題。由于國共政治關係，加上受“左”傾思想的影響，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下國民黨政權被定性爲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反革命政權。1980年，榮孟源先生在《蔣家王朝》一書前言中稱，國民黨政權“是我國近代史上最後、最貪婪、最賣國、最專制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政府”。5320世紀90年代起，學界開始研究國民黨政權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重要舉措，更加客觀全面地分析國民黨政權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國民黨“清黨”是影響國民黨政權性質的關鍵事件。以往研究多從革命史視角，强調國民黨反共、“背叛革命”、屠殺共産黨的一面，認爲以“四一二”政變爲起點的國民黨“清黨”運動，其目的就是“肅清”共産黨的勢力，消滅中國共産黨，恢復右派在國民黨中的權力，“清黨”就是“清共”的代名詞。54王奇生從國民黨內部視角出發，考察了“清黨”運動對國民黨自身的直接影響。他指出，對國民黨而言，清黨運動是一場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國民黨在清黨過程中的自我創傷幾乎不亞于共産黨所受的打擊。清黨之後，國民黨地方黨權被土豪劣紳和投機腐化分子所侵奪，在地方社會藉黨爲惡。55楊奎松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清黨”還造成了國民黨“黨格”的分裂，這既包括組織上黨的系統相對激進和權勢部門相對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與實際政策之間的嚴重脫節。56
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基礎是探究國民黨政權性質的核心問題。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現代化理論、市民社會理論的興起，關于資産階級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引起許多學者關注。57張亦工通過對國民黨成立商民協會的探討，揭示了國民黨對資本家階級的認識過程和基本態度。作者認爲國民黨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始終不信任控制舊商會的大資産者，所以希望組建自己控制的商民協會，來取代舊商會。然而，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由于需要大資産階級的合作以發展工商經濟、改善財務狀况，所以改變了以商民協會取代商會的態度，轉向與舊商會成員合作，合幷改組成立國民黨控制的新商會。這說明國民黨重視的不是不同社會階級或社會階層在社會變革中的不同的積極性，而是自己政權的穩固性和對社會的嚴密控制。58
進入21世紀後，學界對國民黨政權與資産階級關係的研究進一步深化。王奇生以發生在1932-1933年上海民族資本企業“三友實業社”的勞資糾紛個案作爲研究對象，通過詳細描述勞資糾紛過程中資本家、工人與國民黨的博弈過程，得出結論認爲:“三友案”中，國民黨中央更多壓制和譴責資本家階級，甚至最終修改《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對付資方的頑抗。“三友案”之所以引發國民黨政權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對壘，主要源于上海資本家階級對國民黨日益擴張的政治權力的不滿和反抗。與此同時，上海資本家階級在與國民黨中央的激烈交鋒中，也展示了相當强的政治自主意識和組織能力。59馮筱才通過考察1927年10月初爆發的蘇州鐵機工潮案，揭示了“四一二”前後地方層面勞資衝突與黨部和商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他得出結論認爲，以往對20年代工運史的研究多將注意力集中于中共身上，這種“聚焦式”的研究路徑往往使我們忽略了地方層面党、商之間，或者黨紳之間在利益資源間的衝突。“四一二”事變之後，江浙地區不斷發生的工人運動與國民黨地方黨部關係甚爲密切。在党人與既有商紳勢力的權勢競爭中，工人運動成爲其搶占地方權力資源的一種政治策略。60朱英通過考察商民運動期間國民黨對待商會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得出結論認爲:國民黨在開展商民運動之初，確定了對商會予以改造，由商民協會取而代之的政策，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却又出現自相矛盾的政策，導致國民黨對待商會政策出現調整與反復。此外，由于國民黨內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和各級黨部商人部對待商會的態度有別，導致制訂新商會法的進展緩慢。61朱英還通過國民黨“三大”前後的商會存廢之爭與商民協會的解散過程的還原，認爲國民黨的商民運動之所以轉軌，主要是因爲商民協會沒有順應商民運動的轉軌進程，而是采取背道而馳的行動，不斷挑起事端，造成混亂，使工商界陷入分裂敵對的局面，最終逼迫國民黨中央不得不將其撤銷。因此，國民黨撤銷商民協會是其促使商民運動從“破壞”轉爲“建設”的更進一步舉措。62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是國民黨政權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透視內部結構複雜性的重要表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國民黨派系鬥爭史》等著作，都從革命史視角來審視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史，認爲國民黨內部的爭鬥，是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以及帝國主義各國間矛盾的反映，却從客觀上有利于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63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海外所藏民國政要日記、往來函電等珍稀史料的發現與利用，尤其是我國臺灣地區中國國民黨党史館、“國史館”所藏國民黨高層政治史資料大量解密，從國民黨內部視角來解讀高層派系政治成爲可能。早在1991年楊天石先生就運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所藏的胡漢民往來函電稿，揭秘胡漢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對獨裁的需要，曾經廣爲聯絡，組織力量，一再準備以軍事行動推翻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南京政權。64此後，他又運用在臺北國民黨黨史會所藏胡漢民旅歐期間往來電報，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出現的以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馮玉祥、孫殿英、楊虎城等爲代表的多股反蔣抗日勢力的活動，以及1935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前後國民黨高層內部涌動的倒汪迎胡暗潮。65陳紅民更進一步系統整理出版《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66，先後撰寫一系列論文，探討兩廣與福建事變十九路軍之間從盟友到政敵，再到盟友關係的演變；67考察了胡漢民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所組建的“新國民黨”在北方的黨務活動；68揭示了胡漢民與兩廣在抗日問題上的複雜性，既有“抗日反蔣”的宣傳與活動，又對“聯日制蔣”抱有幻想，幷與日方有接觸。69
從內部視角來研究國民黨的派系政治，更能貼近歷史事實層面，還原國民黨政治運作的內在機理。金以林從國民黨高層派系政治的視角，考察了從1931年2月28日胡漢民被扣事件引發的寧粵對峙，蔣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至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四届二中全會重新當選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在前後長達一年時間內國民黨內部派系分化和重組的複雜過程，揭示了國民黨派系政治背後的地域觀念因素。70羅敏從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通過勾勒以蔣介石爲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與以胡漢民、陳濟棠爲首的西南地方勢力之間的角力過程，揭示蔣介石作爲政治領袖的成長與局限；同時兼顧地方的視角，通過還原胡漢民及其周圍相關人群的活動軌迹，審視在中央集權重建過程中失勢政治人物與地方政治勢力的生存困境。71
國民黨最後爲什麽失去大陸，是所有關于內戰時期國民黨史研究的終極之問。抗戰勝利後舉行的國共重慶談判是影響戰後中國政局走向的重要歷史事件。章百家在《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戰後重慶談判與戰時國共談判有著明顯的連續性，蔣、毛會面的問題幷非在抗戰結束後才提出來，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蔣、毛就設想過由他們二人直接會談以解决國共之間的問題。他特別指出雅爾塔會議、中蘇談判及戰後美蘇對華政策與重慶談判的關係，在美蘇國共的複雜關係中，分析了國共兩黨對于談判策略的制訂和部署。他得出結論認爲:在1949年以前歷史提供的所有國共和解的機遇中，重慶談判是最重要的一次，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和國共兩黨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最有利于雙方實現某種歷史性妥協的。然而，一個似乎是和解進程開端的重慶談判，最終却成爲一場空前規模內戰的序幕。72鄧野將重慶談判放置在從1944年至1946年間從中共提出“聯合政府”口號到公開反對國民黨長期推行的“一黨訓政”這一戰後總體政治發展脉絡中，來觀察和分析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鄧野認爲，從“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視角來看，重慶談判是“聯合政府”口號在推進進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國共關係調整與反調整、舊有國家秩序破壞與反破壞的對抗過程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嚴重政治挫折。重慶談判的知名度與它的歷史地位幷不相稱，而它在宣傳上的意義遠高于實際的意義。73
國共在戰場上的直接較量是導致國民黨失敗的直接原因，而雙方統帥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指揮能力的高下是决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金沖及先生通過對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會戰過程中雙方統帥戰略指導方針和實際作戰指導能力的認真考察，認爲蔣介石作爲緊握大權的國軍統帥，其作戰指導嚴重脫離實際，對戰場局勢缺乏客觀而全面的瞭解，臨時張皇，被動應付，又主觀武斷。國軍之敗，作爲軍事統帥的蔣介石有不可推卸的責任。74對于國民黨在內戰中軍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進一步指出，一場戰爭的勝負，是包含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因素在內的綜合較量。國民黨在準備發動戰爭的時候，對其自身所面臨的政治分裂、經濟混亂、外交牽制、社會動蕩等問題均無妥善應對，一心想以軍事解决問題，陷入唯軍事論的誤區，又不善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軍事優勢，最終導致它的失敗。75
三、新世紀民國史研究的新趨勢與存在的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臺灣地區和北美所藏中國近代政治史資料的大量開放與整理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數據庫雨後春笋般出現，加之受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學科理論的影響，民國政治史的研究出現以下若干值得注意的新趨勢。
其一，近代中國政治史資料的大量開放，將有助于民國政治史擺脫傳統革命史觀的影響，探尋民國政治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以蔣介石研究爲例。蔣介石自1945年起便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被定性爲“人民公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在以革命史主導的歷史書寫中，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全面否定，被視作“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精心培養與選擇出來的代理人”，是“中國反動勢力的典型代表”“假革命的典型代表”。(3)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臺灣地區“國史館”開放了蔣中正檔案，從性質分爲“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電”“特交檔案”等10項，共計26萬件。2006年3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向外界開放《蔣介石日記》後，蔣介石研究成爲民國史研究領域的顯學。相關研究機構和研究群體應運而生。浙江大學于2007年1月成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是大陸地區第一家以蔣介石爲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機構。此外，日本、我國臺灣地區也分別建立“蔣介石研究會”和“蔣介石研究群”。以蔣介石爲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不勝枚舉，相關的研究著作和學術論文更是層出不窮。76
蔣介石個人檔案資料和日記的開放，使得學者們將蔣介石從意識形態話語帶回歷史現場，學界關于蔣介石的歷史書寫已悄然改變。蔣介石的形象不再是單一化的“人民公敵”或“偉大領袖”，而是趨向于立體化與多面化。抗戰時期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秘密交涉，受史料方面的局限，一直是衆說紛紜、備受爭議的問題。按照革命史觀的傳統說法，蔣介石在抗戰爆發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發國難財”，是妥協投降路綫的總代表。(5)楊奎松最早利用臺北“國史館”開放的蔣中正檔案，與日方相關史料進行印證，探討了蔣介石在抗戰前期的陶德曼調停、高宗武秘密赴日交涉、孔祥熙與日本密談等事件中的真實態度與想法。楊奎松認爲，蔣介石是堅持抗日的，他自抗戰開始，即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爲基本訴求。在此訴求下，蔣也幷不拒絕停戰議和，所有與蔣直接有關的議和之舉，均爲日方主動。蔣在參與議和指導過程中對日態度的變化，受到戰時慕尼黑協定、武漢陷落等重大國內、國際形勢的影響，也與對日敵情判斷失誤有關。77楊天石先生又進一步考察了蔣介石對孔祥熙主持的謀和活動的態度，認爲戰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在抗戰時期曾指導和主持過多次中日秘密交涉。孔對于談判情况有重大隱瞞。蔣的抗戰意志比孔堅决得多，對孔的謀和活動，大都持批評阻止態度，甚至用“殺無赦”警告蕭振瀛與日人重開談判，嚴查追究受日方之命到重慶接洽的蔡森、賈存德。78
蔣介石個人檔案、日記等原始檔案資料的開放，不僅使得與蔣介石相關的重要軍政議題的研究走向深入，還進一步拓寬了學者的研究視野，蔣的個人成長經歷、個性與心理特徵、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人際關係等“私領域”議題開始受到學者關注。79學者筆下的蔣介石形象不再是非黑即白的臉譜化形象，而是有著豐富生命經歷、有血有肉的鮮活的歷史人物。
其二，近年來學界對辛亥革命與民國創建的研究，從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從關注革命的過程轉向主權的延續性。201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際，一批法學學人對《清帝退位詔書》展開研究，他們的共同觀點是，清帝在退位詔書中將統治權完整地讓與民國，肯定了以五族完全領土爲基礎的共和憲政。這份詔書明確地建立起了清王朝與民國的主權連續性。章永樂的《舊邦新造(1911-1917)》是這種學術觀點的代表。作者關注的是通過妥協而産生的主權連續性對于民初分裂局勢的遏制作用。認爲:清帝遜位“終結了革命之後南北兩個臨時政府的對峙。從法理上說，北京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就實力政治而言，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這一格局埋下了民初憲政失敗的因子，却又爲民國的主權連續性提供了法律框架。作者認爲，這一“大妥協”顯示了辛亥革命與它所效仿的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之間的路徑差异。80楊天宏從歷史學角度考證了“主權轉移說”所依據的有賀長雄的《革命時統治權轉移之本末》中“統治權”概念的特定語境，指出，有賀是日本憲法學者，他對“統治權”的使用有著日本特定的法政語境。“主權轉移說”論者認爲有賀使用的“統治權”就是“主權”，忽略了與有賀同時代的多數日本學者幷未將兩者混一，而是在分別使用這兩個概念。作者得出結論認爲:“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根本性制度變革，是追求自由民主制度及現代價值的“先進中國人”歷經多年艱苦努力、通過武裝鬥爭手段換來的制度成果。在這一過程中，南北立憲黨人發揮過積極作用，清帝降詔退位也有效縮短了革命進程。81桑兵的《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一書，對帝制終結與共和肇建這兩個時段上高度重合的問題做了細緻的研究。特別是梳理了南北政爭與和談，厘清了清帝退位與袁世凱《請速定大計折》的關聯以及法統承繼問題，此外，還論述了民元孫中山與遜清皇室的交往。作者認爲，辛亥革命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成果，但也因妥協留下重大隱患。82
其三，北洋時期歷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國史研究中比較薄弱的部分。近年來隨著研究視野的轉換，已有研究者突破北洋軍閥史觀念的局限，從北洋時期歷史發展的內在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的修約外交、各項制度建設和政治紛爭，從關注進步的革命力量，轉向研究過去被忽略的落後的人物與黨派。(1)
李懷印的《集中化地方主義與近代國家建設———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軍閥政治的再認識》一文則從現代中國國家形成的視角重新審視北洋時期軍閥政治的意義。文章指出，長期以來，史學研究者對北京政府時期軍閥現象的解讀，多强調派系傾軋和戰事頻仍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作者從地緣政治和財政構造的角度分析指出，各派軍閥能否在競爭中取勝，端看其內部政權建設水平，尤其是動員和利用各項資源、打造其財政和軍事實力的能力。實際上北京政府時期伴隨軍閥勢力消長的，除了政治紛爭和社會動蕩之外，還有國家建設在區域層面的突破，其軌迹與世界史上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的後起國相仿，即由强大的區域政權在建立統一、集中的全國政權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83李在全的專著《變動時代的法律職業者:中國現代司法官個體與群體》將眼光投向了清末民初的司法官群體，尤其關注政治變動對法律職業者的影響。其中，專門討論北京政府時期的法律職業者的數章，從民國初年司法官群體的分流與重組、北京政府時期法律界的交游網絡與內外生態等角度，考察民國初年動蕩政治環境下的法制變革。84楊天宏在《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一書中從民初標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國創立之初的政治訴求與新的政改“嘗試”、“法統建構”與法政體制的革故鼎新，力圖對北洋時期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探尋和廓清。85
關于北伐前後的歷史脉絡，以往研究受革命史研究框架的影響，多從國民黨和共産黨兩大力量鬥爭的角度加以叙述。羅志田教授認爲，在國民黨象徵性地統一全國之前，對身處20年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北伐前後政治軍事方面主要的區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對立，當時中外輿論關注的重點顯然是南北之爭。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特別是國共之間的鬥爭，只是在1927年武漢與南昌對立出現後才漸爲人所知。基于這一對北伐前後中國政治局勢發展內在理路的判斷，羅志田指出:北伐前兩三年間南方的廣東、廣西、湖南之所以能够實現軍事整合，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末以來新型軍事教育的成果。兩廣和湖南的成功結合，成爲國民黨樹立其革命事業的合道性的重要基礎。而此時，北洋軍閥的“失道”更是反證了國民革命的合道性。“有道伐無道”的國民普遍心態的形成，爲北伐的勝利奠定了基礎。86
王奇生將研究視角從革命轉向“反革命”，認爲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是由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産黨的“階級革命”與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三種“革命”話語相互競爭推動的。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共産黨、青年党三大政黨的黨際關係經歷了多次分合互動的複雜過程。北伐時期，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戰對手是青年党，國民黨在理論方面根本不是共産黨和青年党的對手。國、共兩黨决裂後，青年党曾有意與國民黨合作反共，但國民黨幷未改變對青年党的排斥態度。國、青兩黨的敵對和對峙狀態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87北伐軍攻占武昌城後，如何處置守城將領劉玉春、陳嘉謨成爲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王奇生從地緣視角切入，指出，當時輿論多從南北地緣觀念立論，在北方民衆感受中，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不僅隱含著“有道伐無道”的氣勢，更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意味。爲了回應民衆要求公審陳嘉謨和劉玉春的願望，武漢國民政府司法部專門制定了《反革命罪條例》，這意味著中國歷史上首次立法將“反革命”定爲一種刑事罪名。武漢國民政府之所以以“反革命罪”公審劉、陳二人，其實是爲了“殺鶏”“嚇猴”，試圖限制蔣介石的權力，達到迫使蔣取消南昌中央的目的。88
其四，長期以來，民國政治史主要以民國時期的統治階級爲研究對象，與革命史研究領域的區隔日深。近些年來，一些學者致力于打通這兩個領域，全面搜集國、共雙方史料，兼顧雙方視野，來揭示民國政治發展的深層結構與內在機制。鄧野將1936年2月紅軍東征事件置于閻錫山的晋綏軍、中央軍、華北日軍、陝西張學良部隊以及河北宋哲元部隊等多種政治勢力的激烈較量中鋪陳展開，深刻揭示了民國政治的內在底蘊與邏輯。89黃道炫將1934年秋紅軍長征初期的行動，放在與蔣介石、粵系相互博弈場景中加以“還原”，指出:寧粵及中共方面構成的贛南獨特政治地理不僅對長征，而且對整個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發展都有重要影響。而在中共順利突圍的背後，亦可見蔣介石將“追剿”紅軍、抗日準備與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結合的心機。90
其五，受社會史眼光向下學術取向的影響，民國政治史研究逐漸由關注高層政治轉向研究地方基層政治的實際運作。付海晏對1929年北平黨部搶占鐵山寺改爲學校造成的廟産糾紛一案進行了分析，指出這固然繼承了晚清以來激進派一以貫之的“廟産興學”主張，更體現了南京政府初期政府和地方黨部的不同政治意圖，前者試圖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國家的框架內管理宗教，而後者則從革命的意識形態出發，以“反迷信”爲理由壓制宗教。91沙青青通過1931年高郵“打城隍”風潮的個案研究也說明了國民黨基層黨、政機構的權力機制和結構性衝突。國民黨基層黨部發動的這場針對傳統民間信仰的活動，含有與代表既有政治勢力的縣政府爭奪權力資源的意圖。基層黨部脫離民意基礎，受到民衆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民黨政權社會動員的無力和無效。92
改革開放40年來，民國史研究成爲整個近代史領域成長最快、最受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民國史研究雖然成果頗豐，發展速度和規模在近代史研究中名列前茅，但因其開展時間較晚及各種因素的制約，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加强。
目前民國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偏重個案研究，缺乏對話意識與理論建構意識。民國史研究當下流行的學術取向，是注重挖掘原始材料，選取前人較少注意的選題，對歷史個案作深入剖析。這一研究取向雖然有助于微觀歷史的深入發掘，但却忽略了對民國時期歷史的整體把握與問題建構。隨著學術規範的建立，現在每篇論文都要求寫學術回顧，但大部分回顧都只是簡單羅列現有的研究成果，未能提煉出已有研究的範式特點，講明自己的研究如何嵌入到已有研究範式中去，對已有研究範式有怎樣的貢獻。由于缺乏學術共同體對話意識與理論建構的意識，目前國內民國史學界雖然突破了革命史範式的制約，擴寬了研究領域，但與此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碎片化問題，大家在埋頭個案研究的同時，缺少對整個民國時期歷史的系統性思考。93
民國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問題，是民國史學科定位問題。20世紀70年代，民國史學科的創立者們在討論民國史研究的方向與範圍時，鑒于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研究、中共黨史的研究已有相對完整的學科體系，于是决定把民國時期統治階級及其人物的活動作爲主要研究對象，即把北洋軍閥及其政權和人物、國民黨及其政權和人物作爲主要研究對象。以民國時期的統治階級作爲民國史的研究方向，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學術條件下，是一種聰明的處理辦法，體現了李新、孫思白等第一代民國史研究開創者們的智慧與勇氣。但是，經過40年的學術積累與發展，民國史學科現有研究成果早已超越當年以民國時期的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作爲研究方向的定位與範圍。
早在2002年，張海鵬先生便指出:“民國政治是指發生在民國時期的國家政治機構、不同政黨以及工農群衆、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現實生活以及前途和走向方面引發的重大爭論、鬥爭直至改朝換代而足以影響全國政治、社會走向乃至發生深遠歷史影響的行爲”，“因此，研究民國政治史，不僅要研究舊三民主義，還要研究新三民主義；不僅要研究舊民主主義革命，還要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要研究北方的北京政府，還要研究南方的廣州政府；不僅要研究國民黨，還要研究共産黨，還要研究國共兩黨之外的各種黨派”。在此基礎之上，張海鵬先生更進一步强調研究廣義民國史的必要性，指出“所謂廣義的民國史，即指發生在民國時期的各種社會行爲，政治的、經濟的、中外關係的、軍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社會的，等等”。94汪朝光教授認爲:“由于民國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將民國史研究完全納入通史體系的框架，或許條件還不够成熟，未來一段時間內，民國史研究作爲專史和通史研究將會幷存。”95陳紅民教授提倡用“民國史觀”重新構建民國史學科新體系。96民國史學科定位問題，是影響整個民國史研究的方向性問題。如何與時俱進，整合、吸收最近幾十年最新研究成果，構建更加包容、開放、科學的民國史學科新體系，是我們未來亟待解决的問題。
四、未來民國史研究之展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大陸地區的民國史研究從無到有，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取得豐碩研究成果。一個時代的歷史書寫體現了一個時代的學術底蘊和時代特色。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以後，革命史叙事成爲中國近代史寫作的主導範式。改革開放後，隨著國家目標轉向經濟現代化建設，現代化范式逐漸成爲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範式。進入21世紀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經史無前例地融入全球體系。全球化時代的民國歷史書寫有以下幾個值得期待的新方向。
其一，經歷了20世紀上半期長達半個世紀的動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曲折，進入21世紀後，中國成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各種國際論壇及地區或世界組織中影響日增，幷在國際政治中扮演日益主動的角色。爲了理解中國在21世紀所經歷的偉大轉型及其在世界上的意義，我們歷史學工作有必要在統合傳統的革命及現代化表述的基礎上，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爲視角，重新審視民國時期國家政權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
其二，民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比較開放和國際化的時代，外部勢力與對外關係深刻地影響了民國的歷史進程。誠如王立新教授所說:“20世紀中國的3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都與世界潮流和外部事態有著密切的關係，後兩場革命事實上是外部力量有目的、有計劃‘干預’中國內政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具有國際性，必須放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才能够被準確地理解”，“中國抗戰的結局和意義也需要放在世界局勢的演變，即20世紀30-40年代的全球戰爭中加以理解”。97未來的民國史研究要加强多國外交檔案的挖掘與利用，將民國歷史置于世界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突破民族國家叙事的局限，從全球史而非國別史的視角重新審視民國時期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獨特歷史道路。(2)
其三，21世紀進入數字人文新時代，各種中國近代歷史資料數據庫令人目不暇接。史料獲取和閱讀方式的改變，有助于打破史料壟斷的壁壘，帶來學術研究取向的改變。98目前民國史研究領域運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研究取得一定成就。梁晨、李中清等人通過分析民國上海8所大學的學籍卡信息，考察了民國上海地區高校生源構成，得出結論認爲:民國上海大學生群體同質化趨向非常明顯，家長職業以商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爲主，家庭地理來源主要以上海本地爲主，來源中學有六成位于上海，超過九成來自江浙滬地區的中學。民國上海大學生構成的同質化，是由于國民政府教育投入的匱乏和對教育資源掌控、布局能力的缺失造成的。民國大學教育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城市，經濟上主要依賴城市有産階級與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大學教育成本高昂，絕非普通人成功的階梯。99
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將會幫助學者有效地處理長時段、大規模的系統性、連續性的歷史材料，從中發現靠傳統文獻閱讀方式無法揭示的隱藏在繁蕪史料背後的歷史因素之間的關聯性，爲國際比較和學科合作創造精准的數據基礎，爲新時代的民國史研究帶來新的“無限可能”100。
注釋
1本文的民國史研究指狹義的民國政治史研究，主要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民國史學科建立過程與研究成果。本文“民國史研究的主要成就”部分參考了本室同仁集體編寫的《民國政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一書。特此說明。
2《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工作情况簡介》(1963年3月)，近代史所檔案:《南京史料整理處》，轉引自趙慶雲:《南京史料整理處與“現代史”研究》，未刊稿。
3《中國科學院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1953-1957年五年工作總結》，近代史所檔案:《南京史料整理處》，轉引自趙慶雲:《南京史料整理處與“現代史”研究》，未刊稿。
4《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1958年工作計劃(修正)》(1958年3月10日)，近代史所檔案:《南京史料整理處》，轉引自趙慶雲:《南京史料整理處與“現代史”研究》，未刊稿。
5吳景平:《關于中華民國史對象與體系的思考—從民國檔案史料的刊行說起》，《史學月刊》2018年第12期。
6李新:《我們是怎樣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史學月刊》1982年第4期。
7戴逸、文海:《翔實·公允·清新—評〈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上册》，《學習與研究》1982年第3期。
8各卷分別爲:《中華民國的創立》第1編(上下册)，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2編第1卷，1912-1916年，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2編第2卷，1916-1920年，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2編第5卷，1926-1928年，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從抗戰勝利到內戰爆發前後》第3編第5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國民黨政權的總崩潰和中華民國時期的結束》第3編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9《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先後出版的有:《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史檔案史料選編(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華民國金融法規檔案資料選編(上、下)》(檔案出版社1990年)、《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上編1919-1949)》(檔案出版社1991年)、《交通銀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民國外債檔案史料》(12册，檔案出版社1992年)、《中德外交密檔(1927-194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料選編》(4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四聯總處會議錄》(64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4册，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年)等。
10汪朝光:《中華民國史研究的緣起、發展、趨向和展望》，張靜等:《民國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導論第4-5頁。
11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12虞和平:《辛亥革命與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5年第1期；胡繩武、程爲坤:《民國初年的振興實業熱潮》，《學術月刊》1987年第2期。
13彭明:《論南京臨時政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4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5-886頁。
15胡繩武、金沖及:《孫中山在臨時政府時期的鬥爭》，《歷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6彭大雍:《孫中山讓位袁世凱的思想基礎》，《光明日報》1983年4月6日。
17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0-382頁；林家有:《論武昌起義後孫中山黃興的政治傾向和建設思想—兼論二次革命的失敗》，《孫中山研究論叢》第6集。
18韓明:《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原因新議》，《歷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9翟國璋:《南京臨時政府的政治制度》，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石柏林:《論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關于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探索及其意義》，《政治學研究》1997年第3期。
21劉篤才:《〈臨時約法〉“因人立法”說辯正》，《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何善川:《試論民初“總統制”到“內閣制”的轉變》，《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22楊天宏:《論〈臨時約法〉對民國政體的設計規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3劉勁松:《南京參議院議員人數與〈臨時約法〉的效力》，《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4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研究四十年》，《歷史教學》1991年第8期；來新夏:《50年來北洋軍閥史研究述論》，《社會科學戰綫》1999年第5期。
25彭明:《北洋軍閥(研究綱要)》，《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5、6期。
26李新:《北洋軍閥的興亡》，《史學月刊》1985年第3期。
27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研究札記三題》，《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
28劉曉:《近代軍閥政治的起源》，《學術研究》1990年第6期；劉江船:《論民初軍閥割據的文化原因》，《民國檔案》1994年第3期；陳曉楓、許馳:《論中國軍閥政治的傳統文化根源》，《法學評論》2005年第6期。
29任恒俊:《新軍差异與南北軍閥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
30彭明:《北洋軍閥(研究綱要)》，《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5、6期。
31吳慧敏:《辛亥革命後軍閥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徵》，《經濟研究》1980年第9期。
32沈家五:《從農商部注册看北洋時期民族資本的發展》，《歷史檔案》1984年第4期。
33魏明:《論北洋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4黃志仁:《北洋軍閥對資産階級民主制的摧殘》，《厦門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黃志仁:《北洋軍閥破壞中國走現代化道路的史實》，《中國經濟問題》1980年第5期。
35吳兆清:《袁世凱練新軍改軍制及其歷史地位》，《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
36郭劍林:《中國近代軍閥與中國近代化進程》，《學術研究》1991年第3期。
37虞和平:《民國初年經濟法制建設述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8徐進功:《試論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9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爲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
40張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
41尚小明:《宋案重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42周彥:《日本與洪憲帝制》，《求是學刊》1994年第2期。
43鄧亦武:《芻議列强對洪憲帝制的態度及影響》，《唐都學刊》2002年第4期。
44張學繼:《古德諾與民初憲政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張學繼:《論有賀長雄與民初憲政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45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態和异態—關于黎元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6王雷:《非常狀態下的决斷—民初府院之爭的新解讀》，《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47魯衛東:《軍閥與內閣—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內閣閣員群體構成與分析(1916-1928)》，《史學集刊》2009年第2期。
48王宗華:《試論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武漢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
49王紅勇:《北京政變性質與原因新探》，《學術月刊》1986年第7期。
50孫彩霞:《軍閥與善後會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51楊天宏:《國民黨與善後會議關係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2楊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統一中國的嘗試—善後會議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楊天宏:《直奉戰爭之後的北京政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對北洋體系的整合》，《史學月刊》2008年第4期。
53潘喜廷、武育文:《張學良將軍與東北易幟》，《社會科學輯刊》1979年第1期。
54曾業英:《論一九二八年的東北易幟》，《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5榮孟源:《蔣家王朝》，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前言。
56肖甡:《從“四一二”到“七一五”國民黨的清黨運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57王奇生:《清黨以後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8楊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黨“清黨”運動研究》，《歷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9曹必宏:《“九·一八”後民族資産階級與國民黨政權》，《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虞和平:《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
60張亦工:《商民協會初探》，《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
61王奇生:《工人、資本家與國民黨》，《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
62馮筱才:《勞資衝突與“四一二”前後江浙地區的党商關係》，《史林》2005年第1期。
63朱英:《商民運動期間國民黨對待商會政策的發展變化》，《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64朱英:《國民黨“三大”前後的商會存廢之爭與商民協會的解散》，《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9期。
65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66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海外訪史錄》，《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
67楊天石:《1935年國民黨內的倒汪迎胡暗潮—讀臺灣所藏胡漢民旅歐期間往來電報》，《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楊天石:《30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抗日潮流—讀臺灣所藏胡漢民資料之一》，《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8陳紅民輯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69陳紅民:《兩廣與福建事變關係述論》，《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70陳紅民:《從“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看“新國民黨”在北方的活動(1932-1936)》，《安徽史學》2003年第6期。
71陳紅民:《“抗日反蔣”與“聯日制蔣”—胡漢民與兩廣的“抗日”口號與實踐(1932-1936)》，《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3期。
72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73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74章百家:《對重慶談判一些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75鄧野:《論國共重慶談判的政治性質》，《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6金沖及:《毛澤東、蔣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戰役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77汪朝光:《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78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8頁。
79相關學術會議和學術成果，請參見以下文獻。陳紅民、何楊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學術月刊》2011年第5期。段瑞聰:《〈蔣介石日記〉與蔣介石研究之現狀》，高橋伸夫、何雲庵編:《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權力、社會變遷和文化發展》，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32-42頁。
80榮孟源:《蔣家王朝》，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154-247頁。
81楊奎松:《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提中日秘密交涉爲例》，《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4期。
82楊天石:《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抗戰時期中日關係再研究之二》，《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
83參見汪朝光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陳鐵鍵、黃道炫:《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資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羅敏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王奇生:《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羅敏:《“家事難言”: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1927-1937)》，《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84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85楊天宏:《清帝遜位與“五族共和”—中華民國主權承續的“合法性”問題》，《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6桑兵:《旭日殘陽:清帝退位與接收清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87關于北洋時期歷史研究的最新動態，參見下列文章。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4期。楊天宏:《政治史在民國史研究中的位置》，《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桑兵:《從北洋軍閥史到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唐啓華:《北洋視角與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
88李懷印:《集中化地方主義與近代國史建設—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軍閥政治的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89李在全:《變動時代的法律職業者:中國現代司法官個體與群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90楊天宏:《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18年。
91羅志田:《“有道伐無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軍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勢易》，《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92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93王奇生:《北伐時期的地緣、法律與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國的緣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4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95黃道炫:《中共、粵系、蔣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6付海晏:《革命、法律與廟産—民國北平鐵山寺廟案研究》，《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
97沙青青:《信仰與權爭:1931年高郵“打城隍”風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8《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楊天宏:《系統性的缺失:中國近代史研究現狀之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9張海鵬:《民國史研究的現狀和幾個問題的討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0張靜等主編:《民國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導論第21頁。
101陳紅民:《“民國史觀”與中華民國史新學科體系的構建》，《民國檔案》2011年第1期。
102柯偉林:《關于民國時期中國國際化問題的新思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王立新:《民國史研究如何從全球史和跨國史方法中受益》，《社會科學戰綫》2019年第3期。
103李懷印:《中國是怎樣成爲現代國家的?—國家轉型的宏觀歷史解讀》，《開放時代》2017年第2期。
104羅敏、周月峰:《“抗戰文獻平臺”與抗戰史研究的新境》，《光明日報》2018年9月20日，第15版。
105梁晨、任韵竹、王雨前、李中清:《民國上海地區高校生源量化芻議》，《歷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06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數據庫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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