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南集團」視角重探五四運動──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序
呂芳上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
歷史應當重寫，這是史家熟知的事。新史料的出土、舊史料作出新解釋。時移境遷，看法異變，都足以構成歷史不斷重寫的理由。
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是一個世紀以前的舊事，至今影響猶存，故也一直引起史家廣泛的興趣。即以五四前後與上海學潮有關的歷史言之，六十年前周策縱在哈佛出版的《五四運動史》（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60），長時間被奉為經典，但多處所記所述，卻是後人了解五四 「錯誤的起點」。半世紀前陳曾燾的《五四運動在上海》（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1971），過於抬舉學生的份量，史料使用，更很難不嫌粗糙。三十餘年前北京彭明的《五四運動史》（1984），不論史料運用、視角立場，都予人侷限感，大家怪他的是身處的時代和環境。即以二十年前美國學者華志堅的《二十世紀中國學生抗議》（Jeffrey N. Wassere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91）而言，雖有新意，但，畢竟西人要打通中國人脈、掌握複雜社會網絡，仍非洋學者強項。於是，發掘新材料、疏通舊史料，彌補前輩著作的種種不足，就是作者陳以愛對五四時期內涵再加發揮，藉以重寫五四學運史的重要理由。
二
陳以愛教授出身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政大歷史研究所，師從逯耀東先生。博碩士論文打通思想史與學術史，且帶有知識社會學訓練的意味。這位「愛書的人」其後在大度山上浸淫書堆多年，修鍊成一位能深刻掌握王國維、陳寅恪、陳垣，以迄錢穆、錢鍾書等諸大家學術淵源與脈絡的學者。她治近代學術史，方法最精密、搜記最勤謹，又善於撰文，能講故事，具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尤能適切掌握時代議題，洞見包括重要人物、機構、機制、網絡與運作的種種。這在她早期的一本學術著作《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99）已可概見。
我個人在政大與以愛有師生之誼，她的勤學，甚至改變了我長期以來「港都無文化」的刻板印象。後來二十多年我們亦師亦友亦同事的交游，大度山上她和李廣健教授伉儷的「有涯齋」，常成我們兩家人的聚會場所。也由此，更了解以愛做學問有其異於「常人」的特色：一、從容不迫，但又能鋪天蓋地、以犁庭掃穴方式找材料，二、細讀材料，每能尋繹其可能透露之訊息、玄機與真義，三、以新關懷角度讀舊材料，於是終能使「材料帶動問題、問題點活材料」。此中多少透露出她長期仰慕王國維、陳寅恪走過的學術路徑和影子。
依此，以愛計劃撰寫一套大部頭的「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她認定要突破過去五四研究的瓶頸，勢必要作角度的轉換、尺度的調整。於是，有了一套重寫上海五四學運史的構想。此一想法，我姑且為之訂名曰「東南集團與五四三書」，所謂「三書」包括：第一部「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意在探討五四東南集團的人際網絡及動員方式，以瞭解上海學潮的發生脈絡及社會底蘊。第二部「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考察上海商學城市連盟，及三罷發生過程與落幕原委。第三部「國家的建立：商教的政治連盟」，討論東南集團在五四後的新動向，及其建立民族國家的方案。以她的學術根底與做學問的毅力，「三書」在庚子立議、到辛丑首卷問世、至壬寅全部殺青，勢所必成。光看她的撰著策略和藍圖，立意重寫五四史的空前企圖、新視野和大氣魄，表現淋漓盡致，教人佩服。
三
最近個人有機緣，先讀過以愛五四系列第一書《動員的力量》，除卻資料蒐集完備、通透史料釋放訊息、打通史事發展脈絡、賦予史家最低限度的歷史推論與歸納等優點之外，更不妨提出作者寫作本書幾個要旨特色，與讀者分享。
第一、本書研究五四，屬於老題重做。作者把五四置於歷史脈絡中，是具縱深度的五四新史：辛亥以迄五四，是承上啟下時期。過去在左右革命史觀長期夾擊下，卻似一段失落的環節。經由作者爬梳和重構，基本上重現了南北對峙下，北洋、進步、民黨三大系統的分合。作者通過這本書提醒我們，辛亥之年的政權轉移，不僅立憲派扮演折衷調停的角色；五四之際，舊進步黨人也儼然是幕後推手。本書勾勒這一集團的社會網絡，更具體描繪他們的宣傳手法。1919年上海乃至全國愛國運動，自非分崩離析的國民黨所能操縱，也非人數寡少的早期共產黨員能夠指導。本書描劃上海的社會精英集團，吸納了留美學生作為骨幹，形塑引導全國聯美制日的輿論，也是學生愛國意識的源頭，予人面目一新的看法。
第二、本書從五四史出發，一方面揭示江蘇省教育會的複雜系統，另一方面追溯這一集團的現代轉型。「東南集團」作為一個名詞，似受陳寅恪「關隴集團」、「山東士族」之說啟示。其特點在以「社會集團」的視角，勾勒近代歷史演進的軌跡。既為後人提供民國史的嶄新視野，也貫串起晚清民國這段歷史。對作者而言，五四運動要從甲午說起，經公車上書，發動抵制美貨風潮；由東南互保，以迄辛亥獨立；東南士紳的運作謀略，決定西北的國族命運。它改變以北京為中心的觀點，視東南為新思想的泉源，來重新觀察解釋五四史。本書是「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三書的首卷，作者尚擬有一本專書，敘述此一集團的淵源嬗蛻。
第三、作者對「東南集團」的研究，指出了它的複合性質，突破專史研究的侷限，還原東南集團的群體性。就作者所說，東南集團是一個複合體，綜集社會、商業、教育、報業於一體。（辛亥前後，還在上海一度建立了武裝力量。）這一集團的頭號宿敵，是袁世凱北洋六鎮集團。在民初，他們猶抗衡北洋軍事強人段祺瑞皖系，雙方在1920年代展開緊張的攻防戰，分別以聯美或親日為後盾。南北兩大集團各有內外盟友，其間又呈現錯綜分合的種種變化。辛亥以迄五四，東南集團又結納國民黨一部份成員，與原光復會員亦維持良好關係。對外它與在華美國人互相接近，雙方陣營結合政、商、學、報之形態亦復相似。這種集團性研究取徑，提供了觀察民國史的新穎角度。
第四、作者採取整體史的書寫，不自囿於專史視角。五四研究是事件史，由於參與者眾多廣泛，使本書涉及領域包括：教育史、商業史、政治史、外交史、宗教史、社會史、新聞史。反過來說，本書成果也可以嘉惠專史部門。然而，本書並非匯聚專史而成整體史，而是以整體眼光來統整專史。其關鍵要訣，在以人物為對象，而不以領域切割。對人事現象務求「總匯貫通，瞭解其前後因果之關係」。（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由於本書涉及範疇廣泛，史料種類多樣，公私內外華洋俱備，視角因而多元且互補。作者費力重建五四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格局，也不辭對具體史事細節予以重繪，貢獻至大。
第五、以人物研究為基礎，建立對社會群體的認識：作者著眼東南名流的群體活動，致力梳理人際關係。在她筆下，三代人物先後出場：張謇、趙鳳昌、張一麐、莊蘊寬、馬相伯、唐文治、伍廷芳、唐紹儀等，屬於第一代；黃炎培、沈恩孚、袁希濤、聶雲台、劉厚生、穆杼齋、穆藕初、葉景葵、陳光甫、錢新之、王正廷、余日章、李登輝、史量才、朱少屏、蔣夢麟等，屬於第二代；瞿宣穎兄弟、俞大綸兄弟、惲震、狄侃、何世楨、俞慶棠、岑德彰、趙叔雍等，屬於第三代。對每一代人及代際關係的理解，則從地緣、血緣、學緣、業緣、教緣考察，終能恍然於歷史要角言行出處之原由。作者自承受瞿宣穎論掌故之學的提示，也深受陳寅恪的啟發，例如意識到「研究當時士大夫之言行出處者，必以詳知其家世之姻族連繫及宗教信仰二事為先決條件」（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這一認識士紳集團的方法，可資研究轉型時期中國史者借鏡。
第六、本書命名「動員的力量」，突出撰寫的中心旨趣。作者不止還原東南集團對五四的作用，更進而探討一個問題：五四時上海社會的組織力及動員力源頭何在？過去往往認為列寧式黨組織引進之前，中國不太具備社會動員的力量。作者卻告訴我們，美國青年會式的組織及動員，曾是上海社會精英豔羨模仿的對象。青年會系統對學校師生的訓練，在五四時曾發揮相當的作用。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中國謀求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之時，首先以基督教青年會作為打擊對象，正顯示對競爭對手的高度重視。從美國式青年會組織轉移到蘇俄式政黨組織的變化，是中國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另一中心課題。是則本書之作，不止為五四史，也為近代史注入新的話題。
四
「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三書第一書《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教人讀來充滿興味和新意。讀者一定會發現，在時空變遷之後，重寫近代史很是重要，且有必要。作者是學界以新角度揭櫫並深刻描述這一時期「東南集團」活動與五四運動史複雜關係的第一人，書中的許多創見，並由此展開的諸多論述，事實上已改寫我們長期以來認識的五四運動歷史。
畢竟，有創義的著作，才會帶給人類心靈「煙士披理純」（inspiration）。有新看法的歷史，才能更清楚掌握現在。陳以愛教授「東南集團與五四三書」的出版，其重要意義在此。
(本文摘自：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所出版的《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