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隆:【人物】《吳忠信日記》導讀

【人物】《吳忠信日記》導讀

王文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一、吳忠信生平

吳忠信(1884-1959),字禮卿,一字守堅,別號恕庵,安徽合肥人。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光緒帝與慈禧太后西逃,鑑於國難而前往江寧(南京)進入江南將弁學堂,時年僅十七。1905年夏天畢業後,奉派前往鎮江辦理徵兵,旋受命為陸軍第九鎮第三十五標第三營管帶,開始行伍生涯。隔年經楊卓林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林述慶光復鎮江,自立為都督,任吳忠信為軍務部部長,後改委為江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總執行法官兼兵站總監。

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吳忠信任首都警察總監。孫中山辭職後,吳忠信轉至上海《民立報》供職,二次革命討袁時復任首都警察總監,失敗後亡命日本,加入孫中山重建的中華革命黨。並於 1915年,在陳其美(字英士)帶領下,與蔣中正同往上海法國租界參預討袁戎機,奠下與蔣中正的深厚情誼。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軍政府,吳忠信奉召前往擔任作戰科參謀,襄助作戰科主任蔣中正,兩人合作關係益臻緊密。爾後,吳忠信陸續擔任粵軍第二軍總指揮、桂林衛戍司令等職。1922年,吳忠信作為孫中山的全權代表之一員,與段祺瑞、張作霖共商三方合作事宜。同年 4月前往上海時,因腸胃病發作,辭去軍職,卜居蘇州。爾後數年皆以身體不適為辭,在家休養,與好友羅良鑑(字俈子)等人研究諸子百家。

1926年 7月,蔣中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同年 11月克復南昌後,邀請吳忠信出任總司令部顧問,其後歷任江蘇省政府委員、淞滬警察廳廳長、建設委員會委員、河北編遣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29年,因國家需要建設,前往歐美考察十個月。1931年 2月奉派為導淮委員會委員,同月監察院成立,又任監察委員。1932年 3月受任為安徽省政府主席,次年 5月辭職獲准後,轉任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總參議。1935年 4月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次年 4月因胃腸病復發加以兩廣事變,呈請辭職,奉調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自此主掌邊政八年,期間曾親赴西藏主持達賴喇嘛坐床、前往蘭州致祭成吉思汗陵,並視察寧夏、青海及新疆等邊疆各地。1944年 9月調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對內以綏撫為主,對外應付蘇聯及三區(伊犁、塔城、阿山)革命問題,1946年 3月辭任後,任國民政府委員,並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 4月,蔣中正當選行憲後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敦聘吳忠信為總統府資政,復於該年年底委為總統府秘書長。1949年 1月 21日蔣中正引退後,吳忠信堅辭秘書長職務,僅保留資政一職。上海易手之前,吳忠信舉家遷往台灣,被推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並任中國銀行董事、中央銀行常務理事。1953年 7月起,擔任中央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1959年 10月,吳忠信腹瀉不止,誤以為腸胃痼疾發作,未加重視。不久病情加劇,乃送至榮民總醫院,診療結果為肝硬化,醫藥罔效,於該年 12月 16日辭世。

二、《吳忠信日記》的史料價值

吳忠信自 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時開始撰寫日記,至1959年辭世前為止,共有 34年的日記。其中 1937、1938年日記存藏於香港,1941年年底日軍佔領香港時未及攜出而焚毀,因而有兩年闕佚(1942.3.15《吳忠信日記》)。

《吳忠信日記》部分內容,例如《西藏紀遊》、《西藏紀要》以及《吳忠信主新日記》曾先後出版,披露其在 1933年經英印入藏辦理達賴喇嘛坐床大典以及 1944年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過程,其餘日記內容大多未經公開。現在透過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的努力,將該批日記現存部分,重新打字、校訂出版,以饗學界。這批日記的出版,足以開拓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

(一)蔣吳情誼

蔣中正與吳忠信的情誼在日記中處處可見。除眾所周知的託其就近關照蔣緯國及姚冶誠一事外,蔣中正派任吳忠信為地方首長的背後,也有藉信賴之人,安頓地方、居間調處的考量。如吳忠信於 1935年 4月派為貴州省政府主席,原以江南為實力基礎的南京國民政府,得以將其力量延伸入西南,在當地推展教育與交通等基礎建設,並透過吳忠信居間溝通協調南京與桂系關係,從日記中經常記述與桂系來人談話可見一斑。而薛岳此時以追剿為名,率中央軍進入貴州,在吳忠信與薛岳兩人通力合作之下,加強中央對貴州的掌控,為未來抗戰的後方準備奠立基礎。又如吳忠信於抗戰末期接掌新疆省務,以中央委派之姿取代盛世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一改「新疆王」盛世才當政時的高壓政策,採取懷柔態度,釋放羈押的漢、維人士,並派員宣撫南疆,圖使新疆親近中央,這都得是在蔣中正對吳忠信的高度信任下,才能主導的。當蔣中正於 1949年 1月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時,吳忠信居間穿梭蔣中正、李宗仁二人之間,由是可見吳忠信在二人心中的特殊地位。直至蔣中正於 1950年 3月 1日「復行視事」,每個布局幾乎都有吳忠信的角色存在。

(二)蒙藏邊政

吳忠信長年擔任蒙藏委員會主任委員,關於邊疆問題的觀點與處置,也是《吳忠信日記》極具參考價值的部分。吳忠信掌理蒙藏委員會,恰於全面抗戰爆發前至抗戰末期,在邊政的處置上,期盼蒙、藏、維等邊疆少數民族能在日敵當前的情況下,親近中央、維持穩定。針對蒙藏,吳忠信各有安排,如將蒙古族珍視的成吉思汗陵墓遷移蘭州,以免日敵利用此一象徵的用心。對於藏政,則透過協助班禪移靈回藏(1937年)、達賴坐床大典(1940年 2月)等重要活動,維護中央權威,避免西藏藉英國支持而逐漸脫離中央掌控。1940年 5月於拉薩設置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是最成功的宣示,力採「團結蒙古、安定西藏」的策略,穩定邊陲。吳忠信親身參與、接觸的人面廣泛,對於邊事的觀察與品評,值得讀者深思推敲。

(三)貫穿民國史的觀察

長達 34年的《吳忠信日記》,貫穿了國民政府自北伐統一、訓政建國、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以及政府遷台初期的幾個重要階段。透過吳忠信得以貼近觀察各階段的施政重心與處置辦法,以個人史或是生活史的角度,觀察黨政要員在這些動盪之中的處境、心境與動態。更能搭配其他同樣經歷人士的紀錄,相互佐證。

三、日記所見的個人特質

日記撰述,能見記主公私生活,從中探知其性格與思維,就日記的內容來分析,或許能得知吳忠信的個人特質。

(一)愛家重情

吳忠信的愛家與重情,有兩個層面,一是對於家族的關懷,一是對於鄉誼、政誼的看重。家人一直都是他的牽絆與記掛,他與正室王惟仁於 1906年結婚,卻膝下無子。在惟仁的寬宏下,年四十迎娶側室湘君,1926年初得長女馴叔,嘗到為人父的喜悅。爾後湘君又生長子申叔,使得吳家有後,但沒過多久,湘君竟因肺炎撒手人寰,年方二十五,使得吳忠信數日皆傷心欲絕,在日記中曾寫道:「自伊去後,時刻難忘。每一念及,不知所從。」(1932.12.31《吳忠信日記》)爾後吳忠信經常前往湘君墳上流連,一解思念之情。湘君故後,吳忠信又迎娶麗君(後改名麗安),生了庸叔、光叔兩子。不過吳忠信與麗安感情不睦,經常爭執,在日記中多次記下此事的煩擾。吳忠信重視子女教育,抗戰勝利後,馴叔赴美求學,嫁給同樣赴美、專攻數量經濟學的林少宮,生下了外孫,讓吳忠信相當高興。1954年,或因聽聞林少宮將攜家帶眷離美赴大陸,吳忠信並不贊成,不斷去函馴叔勸其留在美國,如果一定要離開,也務必來台。同年 8月 6日,吳忠信獲悉馴叔一家已經離開美國,不知所蹤,從此以後,日記鮮少提到這個疼愛的女兒。這一年年末在日記的總結寫道:「最煩神是子女問題,尤其家事真是一言難盡。」表現出心中的苦悶。

吳忠信相當看重安徽同鄉,安徽從政前輩中最敬重的要屬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兩人政治立場並不相容,但鄉誼仍重。吳忠信自段祺瑞移居上海後,經常從蘇州前往探望,段祺瑞身故時,也親往弔祭。對於同鄉後進,無論是在政界或是學界,多所關照,願意接見、培養或是推介,因此深為鄉里所敬重。如 1939年在段祺瑞女婿奚東曙的引介下,會晤出身安徽舒城的孫立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孫立人〕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美國學陸軍,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後,身負重傷,勇敢可佩。此人頭腦清楚,知識豐富,本省後起之秀。」(1939.9.28《吳忠信日記》)頗為欣賞。或許是命運的作弄,當 1955年爆發郭廷亮匪諜案時,吳忠信恰為九人調查委員會的一員,於公不能不辦,但於私仍同情孫立人的處境,認為他「一生戎馬,功在黨國,得此結果,內心之苦痛,可以想見,我亦不願多言,是非曲直留待歷史批評」。

吳忠信同樣在乎的還有政誼,盡力多方關照共事的同事。如羅良鑑不僅是他生活的良伴,也是與他同任安徽省政府委員的至交,兩人都在蘇州購地造園,經常往來。爾後,吳忠信主政安徽省、貴州省與蒙藏委員會時,羅良鑑都是他的左右手,離任蒙藏委員會時,更推薦羅良鑑繼任。1948年 12月 21日,羅良鑑夫婦自上海前往香港,飛機失事罹難,隔年骨灰歸葬蘇州。吳忠信在蔣、李兩方居間穿梭繁忙之際,特地回到蘇州參加喪禮,深為數十年好友之失而悲痛,可看出吳忠信個人重情、真誠的一面。

(二)做人做事有志氣有宗旨

吳忠信曾經在 1939年元旦的自勉中,自述「余以為做人做事,必有志氣,有宗旨,然後盡力以赴,始可有成。」另亦述及「自入同盟會、中華革命黨而迄于今,未敢稍渝此旨。至以處人論,則一秉真誠,不事欺飾,對於人我分際之間,亦嘗三致意焉。」這是他向來自持的。就與蔣中正的關係而論,自詡亦掌握此一原則,他在同日又記下:「余與蔣相處,民十五後可分三個階段,由十六年起至十八春出洋止,以革命黨同志精神處之;由十九年遊歐美歸國起至二十一年任安徽省主席以前止,則以朋友方式處之;由安徽主席起以至于今,則以部屬方式處之。比年服務中樞,余于本身職掌外,少所建議,于少數交遊外,少所往還,良以分際既殊,其相處之標準,不可不因之而異也。余在過去十二年來,因持有上述之宗旨與標準,故對國事,如在滬、在平、在皖、在黔及目前之在蒙藏委員會,均能振刷調整,略有建樹,絲毫未之貽誤;對友人如過去之與蔣,雖交誼深厚,然他人則與之誤會叢生,而余仍能保持此種良好關係,感情日有增進,而毫無芥蒂。……即無論國家之情勢若何,當一本過去,對國竭其忠、對友竭其力,如此而已。概括言之:即「救國」、「助友」兩大方針是也。」

由此可知,在吳忠信待人之原則,必先確認兩人之關係,進而以身分為斷,調整相待之禮。他長時間服務公職,練就出一套為公不私的原則,經常在日記中自記用人、薦人之大公無私,此亦為其「救國」、「助友」之顯現,常以「天理、國法、人情」與來者共勉。

四、結語

吳忠信於公歷任軍政要職,於私是家族中的支柱。公私奔忙之餘,園藝之樂,或許才是他的最愛。他常在一手規劃的蘇州庭園裡,親自修剪、坌土,手植的紫藤、楓樹、柳樹、紅梅、白梅等在園中,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映放姿彩,園林美景是他內心的慰藉。吳忠信1949年回蘇州參加羅良鑑夫婦葬禮後,短暫地回到自宅園林,感嘆地寫道:「園中紅梅業已開散,白梅尚在開放,香味怡人。果能時局平定,余能常住此園以養殘年,余願足矣。」(1949.2.21《吳忠信日記》)可惜,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到蘇州,之後再無重返機會,願與天違。

這份與民國史事有補闕作用的《吳忠信日記》並非全出於其個人手筆,部分內容為下屬或親屬經其口述謄寫而成。1940年,他就提到:「余自入藏以來,身體時常不適,且事務紛繁,日記不時中斷,故託纕蘅兄代記,國書姪代繕。」(1940.1.23《吳忠信日記》)且在記述中,也有於當日日記之末,囑咐某一段落應增添某公文,或是某電文的文字,或可見其在撰述日記之時,便有日後公諸於世的預想。或許是如此,吳忠信在撰寫日記時,不乏為自己的行動辯白,或是對他人、事件之品評有所保留的情況,此或許是利用此份日記時須加以留意的地方。

(本文摘自: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所出版的《吳忠信日記》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