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八十餘年前的時空膠囊：《黃郛日記》簡介及導讀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經國有才皆百鍊，著書無字不千秋。
──徐世昌書贈黃郛（1934.11.5《黃郛日記》）
一、黃郛生平
黃郛原名紹麟，字膺白，號昭甫，浙江省上虞縣人，1880年3月8日生，1936年12月6日逝。黃郛生父黃文治早逝，就讀義學而後補上學校生。晚清中國步入科舉取士之路將終結、新式教育值初建之1904年，黃郛入讀浙江武備學堂，隨獲清廷官費赴日本留學，入讀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1908至1910年間就讀陸軍測量局地形科並學成返國。1911至1915年間，參與辛亥革命、倒袁軍事行動，因此具備軍事領導經歷，為外人稱「黃將軍」。（註一）黃郛在「二次革命」倒袁失敗後，曾輾轉流亡日本、南洋、美國，這種閱歷並非時人常見者。在黃郛一生的青壯年時期具有較為濃烈的軍事色彩。
1921年起，黃郛逐步從軍人轉變為重文治的政治人物。他在美國考察期間擔任北京政府參加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再赴歐考察戰後政情。回國後，陸續出任張紹曾內閣署理外交總長，高凌霨攝政內閣、高凌霨臨時內閣、顏惠慶內閣任內之教育總長。1924年10至11月間，黃郛代理內閣總理，也就在這段期間內馮玉祥領軍包圍北京紫禁城，鹿鍾麟持《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宣言文件，取消前定清室優待條件並命令溥儀限期離開紫禁城，溥儀迫於形勢同意離開。黃郛內閣籌劃以北京紫禁城興辦博物院、圖書館，黃郛內閣雖然為時甚短，但故宮博物院終在紫禁城開放，此一將皇權象徵轉變為國家文化傳承象徵的過程，黃郛是歷史參與及見證者之一。
1927年間，黃郛重返政界，斡旋蔣介石、馮玉祥徐州相見。7月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處理華洋勢力交匯前鋒重地之一政務。1928年2月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任內處理南京國民政府與國際強權有所衝突之「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因此遭致民間輿論之怨言，再度離開政壇，來往上海、莫干山之間，以讀書寫作、蒔花等活動沈潛消遣。黃郛早年即有寫日記習慣，現今只有少部分內容轉抄存世，其餘已告亡佚。1929年後，黃郛山居，擷取夫婦名中各一字，將莫干山居所命名為「白雲山館」，自許山館主人，已與先前心境、環境有異，得以記下保存至今《黃郛日記》之內容。
1933年5月，黃郛復出政界，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與日本政府、關東軍秘密交涉談判塘沽協定。5月31日，最終協定達成。在中國高漲的民族反日情緒之下，黃郛成為輿論及不同政治勢力派系間之指責對象。1935年春，黃郛請長假離京南下休養，就此引退。1936年12月6日即以肝癌在上海逝世。6天以後的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7個月後的1937年7月7日深夜蘆溝橋事件爆發，也開啟了中日全面戰爭。
二、史料重現與涉及人物
黃郛生前與妻沈亦雲彼此許諾，將為早逝對方撰寫傳記以述生平。沈為當時中國接受新式教育女性之一。她在黃郛過世後，一面寄情教育事業，也盡可能保存相關資料，但在抗戰後撤、前往香港之際也不得不銷毀相當資料，僅餘少數帶走。（註二）黃郛逝世後不久，沈亦雲徵集故舊紀念文印就《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1945年完成《黃膺白先生家傳》，蒐羅相關親友回憶，可說是黃郛個人資料整理之始。1950年2月，沈亦雲從上海取道陸路南下香港，後長居美國，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訪問（1962），並將保留資料（電報、書信、講稿、文稿）捐贈該校珍稀圖書與手稿圖書館保存，成為「黃郛文件」（Huang Fu Papers, 1913-1936）。日記部分內容曾經摘錄披露於《亦雲回憶》，也成為相關研究中日外交著作參用內容。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也有「黃郛文件」（Huang Fu Papers, 1920-1936），台北國史館庋藏「蔣中正總統文物」留有黃郛、蔣介石於1920年代後期至1930年代前期相關往還電稿抄件，這都構成黃郛與相關人物研究、1930年代中日外交基礎史料。在此基礎上，已有研究成果專著如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1984）、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1991，馬俊亞中譯，2004）、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1995）、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2000）、內田尚孝《華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1932-1935年》（2006）、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2010）、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 ── 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2012）等。但其中有關《黃郛日記》內容多屬轉引。《黃郛日記》手稿複本近年入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後，有天津南開大學賀江楓就1935年部分予以利用至研究論文中，更大篇幅利用者尚不多見。
在黃郛逝世八十三年後，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策劃「民國日記」系列，納編《黃郛日記》，將現存十六本內容首度全文出版，正可為擴充民國史基礎史料來源增添重要一筆，也一併提供人物內心世界和電文之間產生關係、不同人物觀點角度對照，進而瞭解民國歷史潮流動力及暗流。
從前述黃郛生平可知，《黃郛日記》書寫時段和生命中閒居莫干山、上海，重返政壇處理中日外交談判及國交往來相疊合，表現日記主人讀書讀報所思所想，情緒反應。這包括有關時局及世局發展之認知、理解、因應，以及日記主人之人際交往、聯繫網絡。
《黃郛日記》密集出現蔣氏身旁其他重要人物如楊永泰（暢卿）、錢昌照（乙藜）；南北金融界人物如徐新六、張公權、吳鼎昌、錢新之、徐青甫等人，這些人有大部分在時人目之為「政學系」人士。留日學生從事政務、軍事活動者，如袁良、何應欽、殷同、唐有壬、王克敏、梁鴻志亦出現在日記。至於姻親家人們如葛敬恩、沈怡、朱炎、陶孟和、沈亦雲（日記中或名景英、雲英）等人也在日記中不時出現。日記內也有南北媒體界人士如陳冷、張季鸞、史量才之身影。其他與黃郛曾有往來之軍政要人包括馮玉祥、閻錫山、汪兆銘、李煜瀛、張靜江、吳敬恒等人，或寫信表意、或遣代表面談。日本在華外交人員、軍政人員也會拜訪黃郛，交換有關日本、中國政局及國交發展等訊息意見。
因此，白雲山館主人黃郛雖然歸隱山林、密集研讀佛理請益高僧，事實上白雲山館也如同架空小說《瑯琊榜》的瑯琊閣一般是訊息蒐集與交流地之一。而在現存篇幅近三十萬字的日記中，讀者既見到了黃郛從早到晚大致規律行事的運動、記事備忘、讀書感懷、收信回信、交際往來，也見到政治人物理解局勢、人事及各派系勢力之間的活動。
三、內容舉隅
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間，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逐步轉變為全國政治軍事重要領導人物之一，為應付國內外政情發展，需要有各種不同出身、專業背景者提供意見及諮詢。此時，黃郛與蔣介石間具備同鄉、同學之「二同」，以及擬血緣之「誼盟」關係，就以在野身分成為蔣介石請益諮詢對象之一，蔣介石、張群、黃郛之間的密切聯繫互動，都在《黃郛日記》中清晰呈現。黃郛兼具日本、美國、歐洲一手閱歷，在蔣氏親近人士僅偏重日本或美國一方閱歷中更顯得特殊。其次，黃郛雖與張群、蔣介石有盟誓，一生除參與同盟會、留日武學生組織之「丈夫團」外，並未加入中國國民黨。（註三）黃郛也曾向蔣介石表明「在此環境亞，余祇能對介個人幫助，雅不願再掛任何名義也」。（1929.6.16《黃郛日記》）因此他並未就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他是以無黨籍（註四）客卿智囊姿態向蔣介石提出建言，也前人所不敢言。
在中國尚待形成一有明確主權意識的現代國家之際，黃郛建議要立憲並行憲。國民黨施行訓政，面臨瀋陽事件爆發，廣東自樹另一國民黨黨統及政統之際，黃郛主張蔣介石不可輕易辭職，應取消訓政早日實行憲政。國民黨應「稍舉憲政時期之權利畀諸國民耳」，藉以一面貫徹國民黨主張軍政訓政憲政，又可掃除國民嫌隙恩怨、黨內糾紛，提升國民支持政府之心。在政治上應開放組黨自由，讓政黨發揮新陳代謝、網羅人才正常功能。蔣介石宣示行憲可凝聚國民共識，有助解決內政、外交問題。（1931年12月4日《黃郛日記》）到了1935年9月4日，陳布雷再奉蔣介石命交換憲法意見，黃郛重申前議，重申與講清他的構想：
（一）議會本身採取兩院制，上院以與國家有休戚關係而不帶地方色彩者充之，下院則選自各省市與地方有密切關係者充之；（二）中央政府採取責任內閣制，僅總理由總統提出，國會通過任命之，餘均由總理完全負責（但以中國之大，人事之繁，欲內閣不常常搖動而政務又得推行無阻，似地方非採取均權制不可，如下條）；（三）地方政府採取「多級總攬制」，即中央以下有方面（分全國重要各區，設置四、五個巡督大員，領二省或三省），方面以下有省，省以下設府，府以下設縣，而每級均總攬其轄區內之民、財、教、建全責任，此為予對憲法之大意也，談約一小時半別去。
國家應有根本大法、國事應由國民公意決定之，這兩點是黃郛一再針對內政的基本主張，在日記記載中均可明確見到。這應當是超出注重政黨利益、一黨獨尊地位下的見解，也是他與當時國民黨政最大的分歧。
黃郛對於中日外交路線自有觀點，或可以當時日本對之公眾觀感進行觀察。日本某一份報導曾稱，黃郛雖是所謂中國政商界「親日派」人士之一，這是指具有日本留學經歷，回國尋求事業成就的一群人。他們瞭解日本在東亞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願意雙方合作提攜，當中日發生衝突糾紛時，他們因為比較瞭解問題情形而有解決意願。可是他們和歐美派意見有異，利益衝突，為保全政治地位，具有多重政治人格，也並不見得會為確立東亞和平的大目標而貿然賭上個人政治生命，日本不能因為「親日派」名號有所誤解。（註五）另有日本報導專稿描述，知日派外交元老當推黃郛，以日文「大御所」描述。（註六）這都顯示，日本欲進行擴張及侵略中國之時，軍政外交各對黃郛角色多有關注、重視及意圖爭取，也注意到中國民間反日民族情緒、政治派系問題可能造成的牽制、羈絆。
黃郛對蘇俄共產思想進入中國不以為然，稱1920年代引發國共之爭係「伏毒盡發，乃亟亟然欲為事後之補苴」。（1928.8.3《黃郛日記》）1931年間親見上海滬變十九路軍抵抗，參與中日停火調停，表示中國長期抵抗之必要：「抵抗分物質抵抗與心理抵抗兩層。物質抵抗，中國事事落後，萬不能長期以原始人類血肉的肢體，與新時代種種殺人利器相搏激，故惟有心理抵抗始能持久而取最後之勝利。」（1931.3.5《黃郛日記》）在黃郛心目中，中國若抵抗同樣來自亞洲的侵略歷程需要準備時間，內部地方實力派軍人和中央利益不一，各派系政治鬥爭而不能合作，讓中國更顯弱勢；歐戰各國運用毀滅性武器，讓人體認戰爭之可怕之餘，追求和平、避戰；歐美各國不欲涉入外國事務，使日本軍人有隙可乘以進行擴張的心理，都是黃郛體認到的國內外環境。
國民政府在中國東北遭日本侵佔後，縱使無法改變日本控制並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事實，卻透過訴諸國際、不妥協態度，使「不承認原則」獲得合法性，也開啟日後與日本之敵國結盟可能。（註七）在中國與日本關係加劇緊張時，黃郛接受蔣介石請求處理對日關係。國民政府期望將對西方帝國主義採用的經濟抵制、執著、合法度等手段運用在對日政策，卻面臨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擴張而無休止的要求，使國民政府主政者面臨中國民間不斷增長的憤怒情緒，遭受其他派系以此為名進行之權力挑戰。當主政者要壓制來自各方挑戰時，對手則為自己的目的力圖釋放和引導各方力量。黃郛即使具備各方人脈與聯繫網絡，受到蔣介石、汪兆銘共同勸說「出山」，「跳入火坑北平」，面對紛雜的多方意見，也苦不堪言。
黃郛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後，就面臨來自地方軍人的要求，「光怪陸離真是不可窮詰」（1933.6.23《黃郛日記》），部屬之間彼此攻訐而「諄諄誥誡」而感「嗚呼！辦事之難也」。（1933.7.12 《黃郛日記》）日人層出不窮、尋釁要求導致情緒煩悶時黃在日記宣洩「滿地雜屎均要我掃，真是苦痛，然亦不能不自責我同胞之爭意氣而不識大體也。」（1933.6.26《黃郛日記》）他警覺日人在華北「露骨干政，真是可慮」（1933.7.21《黃郛日記》），行事不免操切。徐永昌曾在個人日記提出觀察：「黃似不能久，且亦無聊，因以其用內戚沈某接長平綏，用袁良接長平市，一則自私，一則操切自私，而操切如何能久。」（1933.7《徐永昌日記》）黃面對需要談判問題，密切與相關人員、南京電報聯繫，以釐清談判與可行方向，日記側面反應行程繁忙而無暇再記讀書之事。他與宋子文一場談話反應雙方不同意見，宋認為二至四年間太平洋並爆發大戰，戰爭結果日本必敗。黃郛認為戰爭武器兇殘，各方不敢輕易言戰，無法預料何時發生戰爭，即使真有戰爭，日本也告失敗，但戰爭「起時我國境象如何？結時我國安危如何？均不暇顧，未免太為感情衝動之論。」（1933.9.1《黃郛日記》）他抗拒來自日本要求其「在華北謀自立自足」並「擔保日、俄、美等開戰，中國須與日同情，而日助黃在華北安定」（1933.12.6《徐永昌日記》）之魔鬼誘惑，服從南京由蔣介石主控決策及大方向。他駁斥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放言高論，「無非欲逼中國隨日本走，予與之力辯厲害，彼乃稍稍沈默。」（1934.12.24《黃郛日記》）黃郛內心情緒激昂、低落、恨鐵不成鋼多重情緒在《黃郛日記》表露交織。
黃郛投注華北與中日外交事務，身心耗損頗大，徐永昌的觀察可為註腳：「二十一年在瀘上晤膺白時，其氣宇何等閑靜，去歲以來，時見其憂弱之態，作努力談話，人之宜修亦宜養如此」。（1934.9.25《徐永昌日記》）而1930年代政治勢力暗流之一的地方實力派領袖們袖手旁觀，讓他難在華北做得下去。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結束後，徐永昌自記與閻錫山談話透露線索：「去歲以來，余每與閻先生談華北對日外交問題，以為如無意出任艱鉅時，最好竭力協助黃膺白，使其能做下去，如中央不能予黃便利時，亦應仗義執言，不然者禍患且及於晉綏，渠總唯唯否否，今日又及此，結果亦然，惜哉。」（1935.6.13《徐永昌日記》）黃郛為維護古都北平、華北主權、中日和平做出最大努力，身為蔣介石對日政策擋箭牌以抵擋來自各方不滿情緒，內心煎熬，去職前後也萌生是否徒勞之感。特別是在得悉汪兆銘在中日交涉中全盤接受日方撤去軍隊、黨部條件，「覺悟汪先生上了廣田大當」，「嗚呼！兩年來苦心維護之舊都，今後是何景象，予不忍再書矣！」（1935.6.9《黃郛日記》）黃郛稍後研判預料「今後之河北必將成為有實無名之非戰區」。（1935.6.11《黃郛日記》）河北最後也成為點燃中日全面戰火之火藥庫。
四、結語
黃郛處在1930年代東亞內外局勢衝突及多重夾縫中，不得中國民意理解之際，如何自解？《黃郛日記》恰巧留下些許線索，也以此做結。他曾回覆留美青年龍冠海「勸勿親日」隨函附〈人格培養同盟簡章〉、《紐約時報》報導一則：
冠海先生大鑒，遠承惠教，感佩同深。彼此均為中國人，吾儕血管中皆為中國血所灌輸，親日固談不到。依弟愚見，中華民國國民除親華外無可親者，更進一步言之，今日世界現狀如此，中國之勢如此，唯有內親外睦之一法，或可以渡此難關。換言之，對內應無不可親，對外應無所不睦。如對內有親、有不親，則統一難期，復興無望。對外有睦、有不睦，非近憂立發，即遠患潛滋。先生留學海外，聞見必廣，當能諒此。諸先生以培養人格相勗，竊以為苟利於國，一切個人之安危毀譽，悉舉而犧牲之，此為人格之最高點，深願有以共勉之。百忙怖悃，幸恕率直，順頌大安。（1934.1.16《黃郛日記》）
這些具有血性的文字都來自這一份八十餘年前的時空膠囊，也給予今日讀者一個人物與他所處時代的鮮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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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The China Weekly Review ed., Who’s Who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3rd edition), p. 379.
（註二）沈亦雲，〈自序一〉，《亦雲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冊上，頁1。
（註三）約在1927年春，蔣介石、張靜江曾自行署名要擔任黃郛入國民黨介紹人，但遭黃郛婉拒。沈亦雲《亦雲回憶》，冊上，頁292。
（註四）因此，如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纂，《支那人名鑑》（東京都：東亞同文會調查部發行，1328），頁604所載「國民黨浙江系」即有誤。
（註五）〈支那の欧米派と日本派〉，《満州日報》，1935年8月14-18日，見「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中国(15-060)，最後瀏覽時間：2019.9.14。
（註六）〈日支交渉の暗礁を抉る (上・中・下)〉，《東京日日新聞》，1936年12月7-11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外交(145-015)，最後瀏覽時間：2019.9.14。
（註七）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44（1997年12月），頁36。
(本文摘自：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所出版的《黃郛日記》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