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研究中，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相對處于被輕視甚至被忽略的狀態。在此之前的清季歷史，先有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熱絡，近年來對清政府的新政憲政乃至統治集團不同層次不同群體的研究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尤其是不受各式各樣範式的局限，深入到知識與制度的整體性變化，許多問題的認識較前人大進一步。儘管相對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而言，還有不少初創期難以避免的限制，如親貴和樞臣人事的缺位，文物制度有待展開的方面尚多等，畢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將相關領域的研究大幅度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此之後，國民政府的研究方興未艾，幷且借著蔣介石日記等新出史料的問世，進一步推波助瀾，成爲舉世關注的一大熱點。
反觀二者之間的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分別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國、護國運動、北洋軍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的叙述脉絡所聯繫概括。這樣的脉絡實際上將相關歷史分成兩邊，一邊是延續辛亥革命的未竟之業，一邊是承繼專制統治的軍閥稱雄。兩條綫索不斷衝撞，便激發了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一連串重大事件。在這樣的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時期的歷史，被概稱爲北洋軍閥史。
用軍閥的概念來指稱北京政府時期執掌政權的統治勢力，從一開始就已經將研究對象置于批判的位置。加上1957年至1959年、1983年由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過兩版的陶菊隱所撰《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深入人心(其間1978年還再版過一次。2006年海南出版社又改成5卷本，以《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爲題出版)，雖然受到時代環境因素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看似無聲無息，沒有得到任何評論(據作者後人披露，初版之際邊寫邊出，出版社還一度打算單方面中止合同，因爲陶菊隱是湖南當年驅張運動的新聞界代表，而毛澤東是學界代表，作者上書陳情，才得以善終)，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該領域影響學生和學人最爲深遠的作品。所以有專家直言不諱：其實學者們都在讀這部書，都引用這部書的內容，但幷不注明資料引自這部書而已。恢復高考後最初幾届上大學的歷史學本科生，多將此書當成教科書或主要參考書來讀，否則北洋政治舞臺上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碼，真的會讓人眼花繚亂，一頭霧水。正因爲此，不止一人坦言，此書對自己研治軍閥史有啓蒙之功。
問題是，儘管作者作爲過來人曾經親歷其事，畢竟是職業報人而非專門學者，以“史話”作爲標題，表明作者旨在寫成一部人人愛看、廣泛傳播的通俗讀物，所說事實，所引材料當然各有所本，却很難將大量活靈活現的細節逐一征實。更爲重要的是，過來人回顧當年的親身經歷，難免受到後來環境變化的影響制約。其寫作的具體時代，又使得這方面的壓力大爲增强。諸如此類的後來烙印，都會刻制在作品之中。而這樣的烙印通過生花妙筆的描述，輾轉傳導給了廣大的讀者。一部《三國演義》所描寫的三國歷史，顯然不如《三國志》準確可信，却牢固占據數百年來大衆心中三國史的江湖地位，不可動搖。後來文史兩界一些關于北洋軍閥的研究，雖然不便直接徵引史話，却多少難免脫胎于史話的痕迹，因而往往被視爲掌故野史之類。
依據徐勇教授的研究，軍閥的概念1912年由日本率先發明，1917年才爲李大釗等人用于指稱中國當時割據稱雄的軍人政治。也就是說，北京政府時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人們還不知道軍閥的概念，儘管所指的實事已經存在。當然，集合概念往往後出，用後來的概念指稱前事，作爲方便名詞無礙大體，作爲關鍵名詞，則不能增减古人之妍醜，名實不副，致讀者起幻蔽。①而用北洋軍閥的概念指稱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統治，國民革命與北伐戰爭的影響至關重要。
軍閥的概念以及國民革命的合理性叙述架構爲北伐的政治正當性做了很好的鋪墊，國民革命的幾大政治目標，打倒列强，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爲國共兩黨一致主張。軍閥雖然不限于北洋，但主要就是指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爲革命戰勝反動的必然結局。時代的因素和作品的影響交相作用，國共雙方异口同聲加以痛斥的北洋軍閥，通過北洋軍閥史的書寫被牢固釘在歷史的十字架上。
可是，這樣的概念也有檢討的空間。例如今日研究鄉紳，常常呈現异樣的情形，治晚清史强調科舉制停罷後鄉紳的社會失勢，治革命史者凸顯土豪劣紳化爲害地方，治社會史則發現紳權與官權的合流導致國家權力向下延伸。作爲國民革命的動員口號和目標指向，打倒土豪劣紳與通緝學閥之事不無近似。只是後者言之過當，學閥們又可以發聲以正視聽，所以很快被弃置。至于研究土豪劣紳，所依據的主要是國共兩黨發動土地革命的檔案文獻資料。抗日戰爭期間，土豪劣紳基本不見了，即使在未經土地革命衝擊的偏遠落後地區，也由開明士紳所取代。
相比之下，軍閥的指稱較爲恰當，但也有照顧不嚴之處。由中國新史學會組織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系列中，《北洋軍閥》是唯一一種由兩班人馬分別編輯出版了兩套的史料，其取捨對于北洋軍閥的指認大同小异。天津歷史博物館編輯的《北洋軍閥史料》，將徐世昌、黎元洪、吳景濂與袁世凱列在一起，不僅算作軍閥十分勉强，連北洋也不無可議。2010年由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輯出版的《北洋政府檔案》，雖然不再稱軍閥，但仍然沿用北洋，而北洋集團的形象，一般還是軍閥。
毋庸諱言，辛亥革命推翻皇權帝制後，由于各省地位難以確定，軍民分治與中央地方問題相互纏繞，中國在很長時間裏陷入分裂狀態，武力成爲大大小小的獨立政權生存發展的强有力支撑，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名言，也出自北洋系的武人之口。各地軍人當政，又相互混戰，被指爲軍閥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將國民政府統一前的民國統稱爲北洋軍閥政府或北洋政府時期，則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認識這一重要的歷史時期。
北洋軍閥的概念，多少會發出蠻橫、無知、霸道等信息，在這些不言而喻的潜臺詞的作用下，張宗昌其人其事屢屢被拿出來作爲代表形象。仔細考究，清季以來的新式軍人系列中，北洋軍人非但不是文化素質最低，反而可能是較高的。尤其是軍官層面，出身軍校者甚多，特別是高級將領當中，像徐樹錚那樣令不少學者也激賞不已的儒將固然只是出類拔萃的少數精英，却也幷非例外，②而如張作霖那樣鬍子出身的粗人則未必很多。因爲有文化，在與秀才正面遭遇之時，相對而言不算太不講理。
此外，割據政權雖然必須憑藉武力，可是彼此勢均力敵，反而不能全靠武力，槍杆子裏面出來的政權，只能維持在藩鎮一級，國家政權層面很難倚仗武力長期支撑，所以中央政府更迭的頻率極快。在相互牽制之中，政客縱橫捭闔的作用受到重視，北方的徐世昌和南方的岑春煊，手中都沒有兵，却在南北政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要角。
將領好文，幕僚自然不能弄粗。清季幕府能人輩出，北洋集團的幕府更是藏龍臥虎。其他不論，清代桐城派爲影響最大的文宗，五四前後一度遭到章門弟子和新文化派的猛烈抨擊，一時間大有被妖魔化之勢。不過，後來章太炎還是承認，天下文章十之八九出自桐城，世人能文，桐城義法居功至偉。咸同之際，理學復興，桐城派隨著曾國藩東山再起。雖然因爲風格有异而被稱爲湘鄉派，以示區別，畢竟存在宗派的淵源脉絡。曾國藩移駕直隸，張裕釗主講蓮池書院，北洋成爲晚清桐城派的東主，桐城名士及其弟子傳人相繼轉而跟隨李鴻章、袁世凱。嚴修出任學部侍郎，部分桐城派隨之入京。民初袁世凱死後，幕下的桐城文士出關到東北襄助文化事業。
研究北洋軍閥的緣起，往往指責該集團具有私人性。其實北洋新軍是清政府的制軍，也就是軍制改革後的常備軍，屬國防軍性質，與湘淮軍起于鄉勇截然不同。北洋原爲地理海域概念，與東西南洋相對。海通以後，分設五口、三口通商大臣，先是特派專任，繼而由兩江、直隸總督兼領，即爲南北洋通商大臣。作爲清廷辦理通商等一應夷務的代表，設置的初衷除了分管通商各口事務外，是要避免不肯遵守中土禮儀的外夷動輒試圖入京直接與朝廷皇帝交涉。清制，封疆的督撫作爲內外相維一極的外官，本來就不是後人按照日本行政觀念誤讀錯解的地方官，欽差的北洋大臣，開始不過是清廷與外夷之間的緩衝，而非辦理外交的地方職官。外交乃軍國大事，豈容各地插手代辦？
北洋集團的興起雖然因緣于袁世凱的天津小站練兵，其將領彼此之間私誼不錯，利害相關，是聯繫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却不能簡單地說是私人化的群體。清制，職官內外、文武重重分權制衡，以確保皇權至高無上，歷代的諸侯、藩鎮、宦官、外戚、相權等威脅皇權之事，基本不再爲患。即使起于地方的湘淮軍，也無力或不敢問鼎大位。清季封疆大吏中間，未必沒有懷抱帝王之志之人，却無法輕舉妄動。如果北洋軍真的具有私人性質，攝政王絕不敢太歲頭上動土，褫奪袁世凱的權力。反之，即使袁世凱能够隱忍一時，北洋官兵也不肯善罷甘休。以北洋軍的實力，若是發動兵變兵諫，清廷很難有招架還手之力。
袁世凱發迹不僅緣于練兵，更重要的還是興政。直隸辦新政與湖北南北相望，取徑不同，做法有异，均爲各省仿效的楷模典範。北洋集團雖然越來越依仗軍事武力，却不以軍人爲範圍，民國首任國務院總理唐紹儀即爲北洋要員。就連北洋一脉哄抬起來的呂碧誠，在興女權方面也別樹一幟，竟能與鼎鼎大名的秋瑾分庭抗禮，相得益彰，以致讓秋瑾本人自願退避。
本來袁世凱在憲政方面也很想有所建樹，不料政壇失足，被迫退隱，其抱負通過與之交好的立憲官員繼續影響甚至左右清廷的憲政進程，以致引起言官的强烈不滿，指爲丙午遺孽。袁世凱當權的北京政府時期，制度設置延續清季改革的路綫，確保各種體制脫離前清舊軌，走向近代科層制。所以有前賢說，如果袁世凱不稱帝，或爲近代中國一大偉人。拋開後來的倒述，此言不無道理。
上述種種，幷非爲袁世凱翻案，也不想替北洋申冤。近日坊間爲北洋評功擺好之人，未必真的瞭解多少北洋的實情，有不少只是借題抒發自己的憤懣而已。正如民初有的憤青耳聞目睹兵燹政爭的亂象，反而懷念前清的承平時光。但與遺老不同，若是真的回到清朝，這些人大抵還是忍不住會革命的。陳寅恪將袁世凱北洋練兵與派送留美官費生幷列爲禍害中國最大的兩件事，也是有感而發，作爲當時的感受則可，等同于歷史的實際，難免引起諸多分歧。
那麽，說來道去，意欲何爲？
還是力求回歸歷史的本位。治史首先要盡可能完整準確地重新呈現史事，史事本身極爲複雜，呈現不是將複雜的歷史簡單化，而是按照時空聯繫如實展現原貌實情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幷且透過表像揭示內在聯繫。要做到這一層，乃是永無止境的難事。至于各式各樣的觀點議論，大都懷著評說的目的，試圖以己意參與或干預歷史，而歷史其實是無須增减也無法增减的。用了北洋軍閥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僅與當日的實情有所出入，而且導致種種偏蔽和局限。
北京政府時期，各種政黨派系錯綜複雜，不斷進行分化組合，北洋既不能覆蓋，也無力駕馭，其自身還要隨波逐流，才能避免舟覆人亡。雖然學界早已注意及此幷且有所研究，可是遠不能呈現事情本來的繁複及其背後的聯繫。這些政黨派系源自清季，又受到外部列强勢力的牽連，向下延伸到國民政府時期，是認識近代中國政治勢力分化組合淵源流變的重要環節。北京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茶座，飄蕩過無數相關的掌故軼事。
北京政府時期的制度建設承前啓後，雖然未必有太多的建樹，畢竟使得清季改制以來的取向不可逆轉。况且其間的諸多開創性的設制，不僅亘古所無，而且與各國有別。如幷非建立在政黨政治基礎上的責任內閣，究竟如何立于不敗之地，進而發揮制約作用，就顯然與衆不同，無本可依。即便對當局幷無太多好感的胡適，談及曹錕賄選之事，還認爲之所以要花錢買，至少表明國會還有所作用，幷非全然花瓶和橡皮圖章。而國會裏面黨派紛爭不已，使得朝野各方均有意用代表大會(會議)予以取代(另文詳述)。國民政府時期的制度建設，看似新意不少，基本格局還是承繼北京政府時期。可以說，清季取自域外、酌情調適的各項制度，經過北京政府時期大體定型。這倒未必是當局者如何高明進取，而是人力不可逆天，只能順勢，許多不如人意不合西理(或者稱爲公理)的建置安排，都是經過反復折騰繞不過去的現實所决定。後來前赴後繼的革命者不斷用行動質疑，最終仍然難逃一是。
20世紀中國是革命的時代，而北京政府時期正是革命不斷掀起高潮的密集期，以至于國民政府統一後，試圖讓革命刹車，巨大的慣性却使得歷史的車輪難以放緩，更無法停止。正因爲政治統治不够强有力、各方相互制衡的結果，留下的運作空間較多，激進革命才能找到反復上演的舞臺，幷對青年和民衆産生廣泛的影響。同時正因爲國民政府的革命重新接續辛亥革命的正統，夾在中間的北京政府才會貼著北洋軍閥的標簽落在革命對象的歷史定位上。
即使北洋的歷史，研究也不能僅僅局限于軍閥，爲數衆多的政客、官員、僚屬、幕府、客卿、文膽，都是當年政治舞臺上的生旦淨末醜。研究北洋集團，這些熟知內情背景的親歷者的身手口眼杳無踪影，所論難免隔靴搔癢，表面文章。目前這一部分的相關史料大都未經整理出版，零散的遺留也缺少系統梳理，要想認識北洋到位，談何容易。
由此可見，應當打破北洋軍閥觀念的局限，不僅僅從北洋軍閥的視角看待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從資料編輯開始，就要將北京政府時期的所有史料史事視爲有機聯繫的整體，盡可能完整系統地呈現北京政府時期歷史的全過程和各層面，幷且上溯前清，下探國民政府乃至新中國的歷史，由事實聯繫延伸域外，縱橫貫通，以求更加近真幷得其頭緒，北洋的歷史才不至于成爲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改變指稱，無疑有益于推動視野的擴展和研究的深入。
或者擔心北京政府時期的概念會抹殺南京臨時政府。可是這一段如果本來沒有納入北洋軍閥史的範疇，根本不存在是否取代的問題。即使籠統涵蓋，用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來指稱，也較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爲周全。用後出的集合概念指稱前事，多少都會有所約化，關鍵是看哪一種說法害意較少，涵蓋較寬。改稱北京政府時期的民國史，細節上仍有可以討論之處，但是相比于北洋軍閥史，大概貼切得多。
注釋：
①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頁。
②或謂徐樹錚曾親手槍殺陸建章，幷非儒將。其實徐只是指使衛兵開槍。而且若以爲儒將就不殺人，還是誤解。至于稱徐樹錚爲“殺人魔王”，就要看以什麽爲標準。
文章來源：《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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